[續相煎何急上一小節]資料，他的回憶除個別地方有誤，如在時間、地點等方面有出入外，所談主要情況是真實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一樣，都太善良了，他們總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造成終生遺恨！
有關這方面的情況，作爲張學良的隨行秘書、並在北極閣宋子文公館住了六天的王中立也有簡要的記述。他談的側重在北極閣的所見所聞，其中談到：“……宋子文那時在南京，住在北極閣，局面不大。北極閣在南京城內
鳴山之巅，因地勢較高，即在房內四望，也可見‘鍾山如屏，大江如帶，後湖如鏡’，風景極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燦爛燈火。但我們那次在南京，就無心及此。尤其事變如此結束，來到南京只有聽命于人，還有什麼可談的呢！
“那幾天，來看張將軍的人不多，即使來，也不過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當然是經常陪著張將軍的，有時也一同出去。不斷來的，還有戴笠。孔祥熙也來過，他和張將軍閑談，張玩笑地說：‘我這次是聽候
分的人了！”孔也開玩笑地回說：“有分，我陪綁去。”東北籍的人來看張將軍的，有金毓黻（靜庵）、魏鑒（鏡如）等。西北總部駐京中校參謀秦靖宇也常來。後來聽說，在西安事變中受傷致死的‘中委’邵元沖的太太來到北極閣，聲稱要和張將軍算賬。但這山，當然不會讓她上來的。
“……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張將軍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審去了。約九時，我正在樓上用飯，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閑談，忽然上來兩個人，便裝，其中一人端著槍，叫我‘舉手！’檢查後離去。我才知在樓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繳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驚慌失措，請我快送他下山。約十一時，宋子文回來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蔣寫給他的，至少有三頁八行，字也大，總的意思是說五天後一定使張將軍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說：‘審判是走個手續，五天後保證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騙人。’（這看來還是真心話，只不過他已爲別人所騙，而自己尚未覺察而已——筆者）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談，仍重複‘不騙人’的話，並說：‘我今晚要回上海去過年，北極閣這裏沒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轉眼就到，在南京等候，比較方便，你兩人（即于錦文——張將軍另一隨從。于原爲張學良內差，蔣在西安被扣由新城移往高桂滋公館後，由于侍候，後又隨蔣乘同一架飛機回南京，到南京機場後，他的任務才算全部完成，被吩咐在機場等候張副司令——筆者）可以到財政部去住，我已經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當晚在萬家燈火之際，我和于錦文就移到市中心財政部宿舍，各得門證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們從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極閣住了六天，張將軍在這幾天內，是相當鎮定的，較之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的情景，恰是鮮明的對比。”③
但既然蔣氏食言，又聽從了南京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貌似公允和忠誠的勸谏，如說什麼委員長饒，他們也不饒；張學良劫持統帥，罪大惡極，一定不能讓他再回西安等等，張學良縱有再大的本事，又有什麼用呢？而且他縱有一百張口，也是無法不蒙受這不白的千古奇冤呀！
張學良初到南京時，蔣即示意他寫一檢討
質的東西，看起來好象還是從“關心”角度出發，意爲應付一下南京的官員。張學良同意了，他是以給蔣寫信的形式來寫這個所謂“認罪書”的（其實他發動西安事變是爲了谏勸蔣介石抗日，示大義于天下，何罪之有？），信中表明來京待罪之意，並提出“凡有利于吾
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蔣立即將此信和他爲此事所寫的呈文分別轉給民
中央和民政府，一面要求對張“斟酌事情，依法辦理”，一面又假惺惺地提出鑒于“該員
來都門，束身請罪，有尊重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寬大，以勵自新之”等。這一切看起來是矛盾的，實際這是他玩弄的障眼法，所謂“寬大”雲雲，不過是說說而已，實際是要嚴懲，要對張繩之以法，才是他的真正用意。蔣介石之所以采取這種手段，正象當年曾參與審張的鹿鍾麟在回憶錄中所說的，即：“幕前一套，幕後一套，的確令人眼花缭亂，目迷五
，雖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義，寬大爲懷，可是幕後所幹的卻完全是另一套，他爲什麼會如此呢？這固然與其秉和爲人有關，更主要的還在于，蔣介石對張學良的置，實有其難言之隱。一方面在他離開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納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證張學良今後的安全，這項諾言，幾爲人所共知，情勢所迫，難以出爾反爾，不能不裝出大仁大義、寬大爲懷的模樣。一方面因爲“西安事變”，使他感到個人“威信”掃地，且受盡驚惶，吃盡苦頭，對張學良懷恨很深，戒心很大，極思乘機給以報複，自然會采取
險毒辣，窮凶極惡的手段。曆史事實證明，西安事變以來，對張學良的置，一直就是被蔣介石的這種態度所決定。關于組織高等軍法會審的一幕，看來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來講，無非是蔣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戲，而且這套把戲不久便大白于世了。”④
不過，在當初，還真緊鑼密鼓，作了充分的表演呢！據李烈鈞回憶：十二月二十六，蔣返抵南京，“二十七日，中央部召開會議，歡迎蔣平安返京。蔣在會上，簡要地報告了西安事變的經過。會上有少數人嚴厲譴責張學良，他們說，家以法令綱紀爲重，主犯張學良既已同來，應開軍事審判，以治其罪。”⑤
而另一方面，１２月２９日，在一次民中央常務委員會議上，蔣介石還爲西安事變是由于他“率導無方，督察不周之過”而請求分，要引咎辭職呢，這也正如鹿鍾麟所說的：“結果通過了這樣一篇充滿阿谀逢迎的決議：說什麼‘蔣同志馳驅事，督教三軍，昕夕勤劬，不遑甯息，最近兩度入陝，即以總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屬，統一軍心，此次“西安事變”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難期間，持浩然之正氣，昭示偉大之人格，使倡亂者衷誠感動，悔悟自白，蔣同志對此次事變，毫無引咎可言，所請辭職，應予懇切慰留，自請分一節，應毋庸議。’”而對張學良的置問題，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即作出了交軍事委員會依法辦理的決議。這也就是說，要公開懲罰他了！
在１９３６年冬的最後的一個蕭索、嚴寒的日子，民政府高等軍法會審假軍事委員會軍法大法庭開庭審判張學良。
這天雖然是南京少有的一個非常寒冷的冬日，可是軍委會門外卻人來人往；一向冷清的院門外，突然增崗加哨，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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