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法審判結束後，張學良便離開北極閣宋子文公館，遷往南京太平門外孔祥熙公館。
對于這個孔公館，也許知道的人並不多，實際這是一
豪華而又幽靜的宅院，整個樓房都掩映在枝葉繁茂的花草樹木中。但很遺憾，它的利用率並不高，房主不常在此居住，房子經常是空著的，所以就被臨時用作軟禁張學良的場所了。他自被人帶到這裏後，就被單獨關在二樓一個房間裏，不許他出門，也謝絕任何外人來訪。一批由警察、憲兵、特務聯合組成的監管隊伍立即進駐孔宅，寸步不離，嚴加看管，從而開始了他的漫無止境的幽禁生涯……
張學良在孔宅住的時間不長，但他內心裏的憂憤是深重的，這是被囚後最受煎熬、最爲痛苦的時刻。那時，他整天在房間內走來走去，就象一只突然被關進籠子的雄獅，真是坐臥不甯，恨不得立刻沖破牢籠，返回西安。據當年做過看守張學良工作的邱秀虎回憶，那時，“在張房門口監視的警衛，發現張在睡覺時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
下來墊在
上，身子就睡在這背心上，便認爲這背心裏一定藏有什麼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開檢查，當向負責的特務反映後，他們便派憲兵特高組的一個組員，在張睡後翻身時去檢查。當這個特務偷偷摸摸去檢查時，什麼東西也沒查到，卻被張將軍發覺。張非常不高興，大聲對這個特高組組員說：‘你們真缺德！真缺德！’”①
他還談到，“張將軍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館，對外是絕對保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過是怕蔣介石特務的監視而不敢前來探望。在三十一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館門口值班，突然有一個身穿
民
軍校軍裝的年輕人來到門口。他
著東北口音說：‘我是張學良的弟弟，請求你們允許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懇求的眼光看著我們，我們立即回答他說：‘這裏沒有這個人！’他又再三懇求，我們仍然板著面孔生硬地回答他：‘無此人！’‘告訴你，沒有這個人！’這個年輕人感到萬分失望，他明白再懇求也是毫無希望的，便不再懇求我們，只是呆呆地站在門口，滿眶淚
，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個多鍾頭，直到我們喊他走，才怅然離開，邊走還邊回頭看望這幢華麗的房子。事後，我們才知道這個穿軍裝的年輕人，就是張將軍的弟弟張學思（他是張作霖第四個兒子，
名安兒，學名學思，字述卿，是張家最早投身革命的子弟，後來成爲中人民解放軍的著名海軍將領——筆者）。那時他正在南京中央軍校受訓。回到東北以後，他就組織和領導了東北民主聯軍，積極抗日，成爲一支擁護中共産的進步軍隊。”②
２５年後的一個１２月１２日之夜，在北京一次有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同志參加的紀念會上，周總理盛贊張學良是個英雄人物，說“張、楊兩將軍爲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個人都作出了重大犧牲，成爲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據高存信談，那天的紀念會是感人至深的，其中就提到了張學思，他說：“席間（紀念會在北京飯店一樓大廳舉行，參加的是張、楊兩將軍的
屬和舊部、老友，共二十多人——筆者），大家議論了張將軍在臺灣的近況，並就所謂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一文進行了猜度。心情最爲激動的是張學思同志，他回憶起過去大哥對他的教育與培養，如今，天各一方，懷念之情無法用言語形容。他起立向周總理敬酒時，竟至泣不成聲，周總理也怆然淚下，大家怅惋不已。這時鄧大
舉杯說：‘我們要化悲痛爲力量！’周總理沈默一會兒，無限深情地對大家說：‘我流下的眼淚是代表的，不是我個人的。’‘那時候是聯蔣抗日，還是反蔣抗日，有爭論。張漢卿說‘要抗日必須爭取蔣介石’。主張聯蔣抗日，他的愛主義心情二十多年來，始終如一，正因爲如此，我們更加懷念他！’總理的話情深意切，含義深遠。”③
但在那時，蔣介石並不因爲扣留了張學良就減輕對西安的壓力，他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的會議上，雖然決定“以政治爲主、軍事爲從方略，以解決西北問題”，實際不僅沒有撤兵，反而繼續以重兵進逼西安。當然，這並不就意味著他真要重新發動內戰（在給前防的電令中，他特別強調“應力避沖突；勿使接觸。且總攻擊令必須候中央核定爲要。”），他的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種大軍壓境的形勢，以使西安內部發生分化，迫使楊虎城等無條件聽命于他，並進而控製整個西北。
然而，那時的西安，人們最關心的還是張學良的命運，他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回來，誰也心裏沒底。楊虎城急于要知道蔣介石回南京後的動態，特別是張學良的安危，所以很想派人到南京去一趟，卻又一時未找到合適的人。後來，幾經考慮，還是覺得馬文彥去比較合適，因爲一來此人和于右任是三原同鄉，深得于的信任，二來他可以通過于右任了解情況，所以決定派馬前往南京。但馬文彥最初有點猶豫，這倒不是他怕麻煩，或怕擔風險，主要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他曾代表楊虎城和陝西的群衆團
去潼關擋過于右任以民政府西北宣慰使來西安的罵。那雖然是奉命行事（據楊將軍談，于這次是招降的，我們不受降，所以要給他吃個閉門羹），但總是個棘手的差事，因那次他對于右任很不客氣，在潼關火車上的那個不歡而散的場面，他還記憶猶新：
“西北宣慰團”的專列已抵達潼關，由于天冷，于先生食宿均在車上。他一到潼關就給楊將軍打電話，讓派車來接他，楊說：“我們不要任何人來宣慰，還是請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這時，我上了火車前來行見。于先生見到我吃了一驚，忙問：“是從哪裏來的？”我說：
“特從西安而來，有要事要見你面談。”他似乎已覺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種特殊使命，臉上神
顯得有點緊張。就問我有什麼事情？我說：“楊先生派我來向你說明，他對這個‘西北宣慰團’的到來，堅決表示反對。”于聽後更感不快，我說：“楊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來西安，就請在潼關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義，以個人身分前來。”于忿然地甩袖出了臥室車廂，順手把門鎖上了。這時，我心裏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時，他又開車廂門進來了，但仍然一言不發。我發現車站上來了一些持槍的士兵，恐情況有變化，就問于先生：“我要走了，您還有什麼話講嗎？”他看了看窗外，搖搖頭，似乎覺得去西安已屬無望，宣慰失敗。我立即同他告別……④正因爲有過這次潼關擋駕的事，所以對于楊虎城給予他的新的使命，他是有些顧慮的，這也正象他在回憶錄中談到的：“我擔心上次潼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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