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元旦剛過，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中
旅行社經理錢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說有人要來此住宿，命他停止對外營業。但何人來此，何時到達，卻秘而不宣，直到貴客臨門，他才知道，來者不是別人，原來是赫赫有名的少帥張學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蔣介石的家鄉，那裏群
疊翠，風景優美。但當局將張學良遷來，純爲此乃僻靜之地，便于監管，而決不是讓他來欣賞風景的。
張學良是１９３７年年初，由民
軍統局用飛機押解到溪口的。他先是住在武嶺學校，兩天後遷往雪窦山。張學良被幽禁的第一個年頭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個遠離南京、距離溪口鎮也有十余公裏遠的深山裏度過的。
溪口是浙東著名的風景區，旅遊區。這裏山明
秀，景
宜人，有一篇題爲《武嶺樂亭記》的文章，對此地的湖光山作了極爲形象的描繪，語曰：“武嶺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獨立于四明群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爲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潆洄，遊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在溪口鎮的西北方，大約十公裏
，有一座海撥八百米的風光秀麗的高山，名叫雪窦山。它爲什麼起了這麼一個頗富詩意的名字呢？原來此山有個千丈岩，飛瀑如雪，山鳴谷應，甚爲壯觀，“拔地萬裏青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機絲挂，映日還成五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曾來此遊曆，並留下上述千古傳頌的詩篇，據說此山的得名就與千丈岩的形同龍騰虎躍的雪白的飛瀑有關。
雪窦山不僅巒疊翠，景如畫，名勝古迹也很多。雪窦寺是浙東名刹，也是我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它始建于唐代，這裏古樹參天，建築宏偉。在離此寺不遠的西側，即基岩風景區，便是中旅行社的所在地。它雖然並不是什麼富麗堂皇的大賓館，只是一棟兩層樓房，內有一些客房和餐廳，但卻小巧玲珑，造型美觀，猶如一朵盛開的鮮花，掩映在林木蔥郁的雪窦山畔。無疑地，對于那些富裕並有閑情逸致來此旅遊觀光的人來說，這當然不失爲一個目迷五、令人心曠神怡的境地。但對時時有軍警特務嚴密監視的張學良來說，卻絲毫引不起觀賞的興趣，置身在這與外界隔絕的深山裏，不僅使他感覺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窦山的那些日子裏，那把樹枝吹得沙沙作響的寒風，那一聲聲哀怨怆涼的晨鍾暮鼓，都常常使他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但張學良是堅貞不屈的，他沒有被眼前的挫折壓垮，沒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著他的十七萬東北軍，想著“三位一
”，想著西安；他仍然以大局爲重，想著如何挽救家、民族的危亡，想著抗戰。在論及此一問題時，張魁堂指出：
西北是張學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爲只要“三位一”存在，不僅事變可以和平解決，他也可以獲得自由（筆者按：根據當時的形勢，只要西安“三位一”很團結，用和平方法救張的可能
是存在的，這個認識並不錯）。後來由于東北軍少壯派殺了主和將領王以哲，破壞了“三位一”的團結，使救張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救張希望終成泡影，這原是很清楚的史實。但有人說，王以哲被殺之後“蔣介石最大的憂慮是少壯派得勢把紅軍引入西安，因此決定立即釋放張學良……後因獲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決，于是蔣介石再次（據說第一次想放張是在軍法會審之前，蔣預計西安不會輕易放回十多位軍政大員和五十架戰鬥機，因此計劃……讓張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還了人質和飛機，所以該計劃被取消）取消了釋放張學良的計劃。”①
實際上，蔣介石早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後期，就産生了要把張學良弄起來的想法，一離開西安就通過祝紹周、戴笠等人對囚張進行策劃；到南京之後，又對如何審張和“管束”張作了周密的部署，哪裏會有釋張的可能？這也正如白竟凡、魚汲勝在《對“蔣介石曾兩度打算釋放張學良”一文的考證》中所說的：“至于說，蔣介石因爲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釋放了人質和飛機，便取消釋張的計劃，這只不過是一種推論。事實是張學良在西安機場時即囑楊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員……楊虎城于２７日給南京軍委會譯轉陳布雷電：‘有感電誦悉，辭修，慕尹等于本早分乘飛機，火車遄返矣，特複。’……楊虎城對大員問題的態度，蔣也知道，無論從楊的政治境或軍事境來看，除放大員外，楊別無選擇，因此蔣用不著以放張回西安去解決釋放大員的問題，所以釋張與放大員問題並無必然的聯系。”至于二度釋張是因少壯派鬧事，後來取消釋張，是因爲“二二事件”已經解決一說，更難成立，這亦如白、魚文章所談的：“在輿論壓力下，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蔣介石不得不在致顧祝同轉東北軍將領電中僞言：‘關于漢卿出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口（余）可保證，必爲負責請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家，至于複權，更不成問題’……如協議順利實施，則對蔣介石繼續扣張發生輿論上的不利，因爲蔣介石虛假答應釋張的條件就是東北軍移防，它是有電報文字爲根據的，不好賴帳。蔣介石要堅持扣張，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這時‘二二事件’發生了……蔣介石才得以‘孫銘九暴動’爲借口而對釋張的虛假諾言拒不認帳了……由于‘二二事件’，東北軍老派不願執行甲案而執行乙案，東北軍東調，三位一不複存在，所以營救張將軍的力量削弱了，蔣介石才無所顧忌地長期囚禁張學良。”②然而“二二事件”之後，“三位一”解，東北軍、十七路軍各自東西，只能是依依惜別；加之蔣介石令其“讀書思過”，自由又暫時無望，張學良淒怆心情自是難免。……
盡管如此，張學良始終以事爲重，他贊揚楊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勵其“爲努力，不可抱奮事之想”。他呼籲西北方面爲家犧牲無所吝惜，“凡利于者，吾輩尚有何惜乎？！”他還讓何柱捎信給東北軍各將領，要他們“服從中央命令，團結力量作抗日之准備，以遂初衷”。並讓何口頭轉告他們：“我爲家犧牲一切，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張學良將軍身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壓力之時，還時刻以家、民族大義爲重，不忘與中共的友誼，他的情
是十分高尚的。③
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一個熱情、開朗、並且酷愛自由的人，一個馳騁疆場、英姿煥發的抗日愛將領，如今竟然幽禁古刹，報無門，這對他的打擊和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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