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在臺點滴上一小節]華牧師十分樂意爲這對“紅粉知己、白首締盟”的不幸的情侶證婚。這對曆盡坎坷的張學良和趙四小
來說，當然是個很大的安慰，他們多年的願望終于實現了。
張學良自被非法幽禁後，關于他的消息，一向寥若晨星，可是唯獨這次婚禮，卻被恩准公開加以報道了。臺灣的報紙上，爲此寫詩作文，很是熱鬧了一番，什麼“三十載冷暖歲月，當代冰霜愛情”啦，什麼“夜雨秋燈、梨花海棠相伴，小樓東風，往事不堪回首了。彈指俱往矣，喜看來日方長”啦，還有什麼“基督見證，宗教婚禮”啦，等等。這當中，有痛惜，有關切，有哀傷，有感歎，象詞情淒切、扼腕唏噓的悲歌，也象對這對生死與共、飽經風霜的鐵窗情侶的由衷的頌贊。
翻閱這些年深日久的報刊資料，不能不使人黯然神傷。透過字裏行間隱約流露的哀怨之情，還是曲折反映了一些張將軍在臺灣的生活情景與心態。是的，物換星移，人世滄桑，誰都不可能永遠是春光明媚，一帆風順，也常常會有風雨和泥濘。但象張學良所遭受的厄運，象臺灣當局對他所進行的殘酷迫害，卻是聞所未聞的。試想，爲
爲民、“大有功于抗戰事業”的千古功臣，卻成了“不明時勢，不通事理，不守綱紀”的罪人，輕描淡寫地一句“嚴加管束”，從此就冤沈海底，成爲終身囚徒，以致歲月悠悠，從一個英姿煥發的年輕將領，而成爲一位白發蒼蒼的老翁，可囚期卻仍遙遙無期，目睹此情此景，誰不憤慨？誰不同情？所以看到這樣的喜訊，與其說使人高興，不如說悲多于喜，使人更爲傷痛、感歎！
但就張學良和趙四小來說，雖然不無傷感，可在他們看來，畢竟是有情人終成眷屬，還是甚感欣慰的。窦應泰在其有關于、張的結合與離異的傳記中，把張、趙的結婚儀式稱作“遲來的婚禮”，並給予熱情的贊頌：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臺北，一位美籍牧師的家裏。這是一間寬敞而陳設豪華的住宅，枝型呆燈把柔和的清輝灑向肅穆的大廳。無數燃燒的紅燭映紅了張學良的臉孔。
他身穿西裝禮服面孔紅潤，濃濃的眉宇下，一雙大眼炯炯有神。這使人不能不聯想到當年英武潇灑、戎裝佩劍的少帥！在他身邊，出現了一位盛裝麗人。她是趙一荻。
身披粉紅
紗巾，天藍裙
曳地。面容顯然經過精心修飾，娥眉帶笑，杏眼含情。冷眼望去，誰能相信她已經是５１歲的人呢？張學良的朋友、部下簇擁在這對新婚的老夫妻身旁，一個個臉上洋溢著興奮而激動的微笑。……⑦
趙雲聲把張、趙在同居三十多年後的正式結婚，稱爲“奇特的婚禮”，他的描述則是在更深廣的曆史背景下，揭示這對在淒風苦雨中生死與共的情侶之間的深厚情誼。
婚禮開始了……牧師先用他那緩慢並略略有些抖顫的聲音問張學良：
“你願意這個女人做你的妻子嗎？”
“我願意。”張學良朗朗答道。
牧師轉問趙四：
“你願意這個男人做你的丈夫嗎？”
趙四這時眼裏忽地湧滿了淚
，嘴
抖動著，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我願意”這三個字是怎麼說出來的，也不知牧師聽清了沒有。但她知道，站在身邊的張學良是肯定聽清了，恐怕也只有他才能
會到趙四此刻的心情。
當牧師唱到“交換飾物”時，趙四強忍著的淚再也控製不住了，它滴滴嗒嗒地落在了張學良的胳膊上。張學良拿著戒指的手抖動著，半天也套不進趙四的手指。趙四感到，張學良此時也一定是感觸萬千！
婚禮結束了，張學良和趙四緩步走出了教堂……他們沒有坐車回北投別墅，決定慢慢步行回去。
教堂的鍾聲在他們的身後飄過來，既象是祝福，又象在喚起他們對過去的回憶。
張學良默默地走著，他感到自己的大半生雖說坎坷，但卻問心無愧，無論是對家，還是對朋友。若說自己在良心上有所負疚的話，唯一就是感到有負于身邊這位夫人。趙四小以她豆蔻年華投靠自己，可直到年過半百方取得個夫人的名義，這些年真是委屈了她，難爲了她！回想這幾十年的曆程，除卻奔波、挨罵，就是囚禁和孤獨。爲了自己，她抛棄了富貴，抛棄了自由，抛棄了骨肉，也抛棄了歡樂……她把一切愁苦都吞進肚裏，沒發過一句怨言。一想到這些，張學良就覺得內心愧疚，感到今生都難以補償！
想到這，張學良將趙四的胳膊用力摟了一下。趙四仿佛有什麼特殊感應似的，她從張學良的神情和動作中，立刻猜出了張學良的心意。她最怕聽張學良講什麼感激的話，于是趁張學良未及開口，便趕緊扭轉了話題：
“漢卿，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真願意咱們一直這樣走下去，直走到天明。”
“好，我陪你一直走回老家。”張學良見趙四情緒很好，他也變得歡快開朗起來，“別看我們老了，蔣介石要敢放我出去，我自信能夠走得回去！”
……張學良見趙四沒有說話，便停下腳步，盯視著她，說：
“怎麼，你就不想？我看你每次談起家鄉大陸來，都眼圈發紅，我知道你嘴上不說，可心裏和我一樣！”
趙四默默地走著，依舊沈吟不語。
“小
，難道你真的不想？”張學良又追問了一句。
趙四停住腳步，猛地擡起頭來，眼睛裏盈滿了滾滾的淚花，……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漢卿，咱們還會有那麼一天嗎？”
張學良變得沈默了，他癡呆地站在那裏，唯見遠
農家炊煙袅袅，近旁樹枝在沙沙搖動……⑧
這段看起來頗有些
漫彩的真摯動人的婚禮場景的描繪，至此結束了。張學良爲什麼沒有回答妻子的問話？他爲什麼沈默無言了？作者沒有再談，但實際這是不言自明的。其他的問題，他都可以回答，唯獨這個問題，他確實不知該怎麼回答才好。這也正象關于西安事變問題一樣，他是不好談的，所以，正如孫玉消在《張學良在臺灣》中說的：“張學良最不喜歡見到新聞記者的訪問，因爲記者們最喜歡探聽的事情，就是西安事變，而這恰恰是他最不願意回答的問題。張學良曾對他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說：“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說是共産
所欺騙，顯然是罵我自己糊塗；如果說是我一時沖動，顯然是罵我自己無能；如果我說是‘老先生’（蔣介石）該被扣留，顯然表示我還沒有承認錯誤，與我當時
自護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願不符。所以，我絕不能見這些記者，因爲我怎樣說都不行。”人們理解他的苦衷，深切同情他的遭遇，是不會以此來說他消沈和苛求于他的。他雖然極不願談西安事變，但他後來還是奉命寫過一篇西安事變回憶錄。據說，還以張的名義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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