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地區公安局的預審室。
當一個審訊完的犯罪分子被帶下去之後，預審科李科長把一本新案卷，遞給了身邊的地委副書記朱春信。
朱春信，五十幾歲年紀，身軀魁梧，略有些發胖。頭發修理得很整齊，兩條眉毛又粗又黑，一雙眼睛總帶著沈思的神
，連鬓胡子剛刮過的方下颏微微泛青，給人總的感覺是嚴肅、老練、精力充沛。在地委常委分工中，他負責組織、人事和公檢法系統。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清查打、砸、搶分子的時候，他
自來到地區公安局，想抓幾個典型案例，開一次全地區的有線廣播公判大會，公開審判一批打、砸、搶首惡分子，推動一下這場清查運動。但是，抓這樣的案例，並且做到實事求是、證據確鑿、經得住時間的考驗是十分費力的。對第一個犯罪分子的預審就很不理想：檢舉材料、起訴材料同被告本人的交代，差距還是很大的。朱春信粗黑的眉毛緊皺了一下，趁第二個犯罪分子沒進來之前，活動了一下微胖的身軀，伸了一個不大容易看得出來的懶腰，斜靠在椅子上，浏覽著李科長遞過來的第二本案卷。只見案卷開頭的提要上寫著：
“葉輝，男，二十八歲，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學生，捕前系我地區直屬發電廠鍋爐工。葉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隨林彪、‘四人幫’，大搞打、砸、搶，尤其嚴重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次武鬥中，手將一名工人打傷致殘，用長矛將學生石志紅刺死，實屬打、砸、搶首惡分子……”
朱春信看著案卷，粗黑的眉毛突然跳動一下，若有所思地擡起頭來，但又馬上輕輕地搖搖頭，繼續看下去了。
李科長指著案卷笑著問朱春信：“朱書記，您聽說過這個人嗎？”
“沒有。”朱春信搖搖頭，“我是七0年才到這個地區來的，六七年我還在北甯市。”
“葉輝是北甯市的下鄉知識青年，一九七二年在咱地區招工到發電廠。”李科氏又說。
“啊……”朱春信嚴肅的臉上頓時浮現出一種驚訝和不安的表情，但是當他意識到這一點以後，便立刻鎮靜下來，輕松地笑了一下說：“我那時正被揪鬥，武鬥的事是後來聽說的，沒聽說過葉輝這個人。——雙方都有傷亡，很慘啊！”朱春信痛心地搖搖頭，然後又擡起他的方下颏問，“葉輝當時是幹什麼的？”
“一個中學紅衛兵組織的小頭頭。”
“中學紅衛兵……小頭頭？”朱春信眼睛一動，象是自言自語，又象是對李科長的發問。
“是啊。”李科長肯定地回答。
“嗯……這樣有血債的打、砸、搶分子是應該嚴肅
理的。”朱春信凜然地說完，又想起一個問題，“他還有別的名字嗎？”
“好象沒有……”李科長還要說什麼，預審室的門開了，一個二十八九歲的青年工人被帶進來，他向朱春信小聲說，“呶，來了！”
被告穿了一身舊工作服，帶有斑斑油汙的上
，兩個肘部都打了補釘，腳上的翻毛皮鞋使人很難看清它的顔。這個青年人不修邊幅，但他並不拖沓。茂密粗硬的頭發蓋住了他的半個前額，棱角分明的嘴微微張開，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這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在坐上被告的小方凳之前，他用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向他面前的審訊人員掃了一下，並且譏诮地笑了，顯得鎮定、從容。可是，當罪犯的眼光跟朱春信的眼光相遇的時候，卻使朱春信的心爲之一震——這個眼神，這種笑容，他好象在什麼地方見過。
“是……他嘛？”朱春信的心中迅速閃過一個神秘的猜想。
“你叫什麼名字？”李科長開始審問了。
“葉輝。”罪犯回答。
“用過別的名字嗎？”
“沒有。”
李科長向朱春信點了點頭，這證實了他剛才對朱春信的回答。朱春信根本沒有理會李科長的示意。他擰起粗黑的眉毛，死死地盯著被告的臉，接著他又破例離開座位，背起雙手，在罪犯身邊踱了幾步，然後又回到座位上來，朱春信先是做了個考慮問題的樣子，但是他的眼光總是在犯人的額角上搜索著，顯然是在審視著犯人的什麼外形特征。
“有必要向你交代一下
的政策……”李科長照例說著預審罪犯時的常用話，“那就講講你犯罪的經過吧。”
審訊在嚴肅的氣氛中進行著，可是朱春信卻一言未發，眼睛一直盯著案卷上的一行大字：“打、砸、搶犯葉輝。”
“是他，的確是他——葉衛革！”朱春信在心裏叫著，“我希望不是他，可是，我看見了他額上的那塊傷疤！可是，他爲什麼不承認自己用過‘葉衛革’的名字呢？”
“講主要犯罪事實，不要避重就輕，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審訊的聲音在朱春信耳邊越來越微弱了，一段本來不願回憶的往事，卻清晰地展現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嚴峻、混亂、痛苦的秋天。
北甯市的群衆組織早已分化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一派名叫“東方紅”總部，一派是“紅聯”總部。在《人民日報》“站出來亮相”的號召聲中，被沖垮了的北甯市委主要領導幹部包括朱春信在內，都認真地考慮應該支持哪一派。也有的領導幹部不想去“亮相”，但考慮到種種利害，朱春信覺得還是亮一下好。根據觀點、力量、社會影響和固有聯系等多方面的條件來衡量，朱春信聲明站在力量較強的“東方紅”總部一邊，認定“東方紅”是“革命造反派組織”，承認另一派是“群衆組織”。“亮相”的結果，朱春信成了“東方紅”派的“革命領導幹部”，也自然地成了“紅聯”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來更爲猛烈的打倒聲和更爲殘酷的揪鬥。爲了避免這種揪鬥，他不得不過著東躲西藏的被追捕的犯人式的生活。在家裏不安全，他住過工廠的工人宿舍，農村的生産隊房，新光照相館的暗室，甚至不准任何人沖擊的要害部門——供電所的配電室和勞改隊的辦公室。不管走到哪裏，朱春信始終被一種恐懼、煩惱和羞恥的心情襲擾著，他時時爲自己的北甯市委副書記的身份同這種躲躲藏藏的詭谲行迹之間的矛盾感到難受。“有什麼辦法呢？我並不願這樣！”朱春信想，“如果被對立派逮住，那是
命難保的呀！亂透了，亂透了，這是一出什麼戲呢！”他暗地裏發著牢騒。《人民日報》曾用諷刺的口吻說：“哪有革命領導幹部怕群衆的呢？”朱春信也暗地裏罵過這種論調：“不怕？這些秀才們，說得倒輕巧，你們來試試看！”
一九六七年九月，朱春信經過輾轉遷徙，一天夜裏悄悄地住進了一座辦分樓，被安排在背街一面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裏。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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