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在《上海文學》上發表後，引起了社會各階層人的廣泛注意，對它優劣的評價爭議甚大。《上海文學》編輯部叫我談談這篇小說寫作的意圖和經過。我想，一種葯品上市，總要在它的標簽上注明主要成份、主治和用法用量之類，便于別人鑒定和選用；一篇作品發表之後，回答讀者提出的問題倒也是作者的義務。不過，文學上常常有作者的主觀意圖和作品的客觀效果相矛盾的情況，但願我的說明不致影響大家對小說本身的公正評價。
我寫《重逢》，是想用文學形象提請讀者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應該怎樣看待人們、特別是一代“紅衛兵小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或罪過？
我開始想這個問題是一九七七年的下半年。那時我正在一個基層單位抓工作。當時，全
各地正開展大規模的清查“打砸搶者”的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或出于階級報複，或出于個人恩怨，或出于爭權奪利的野心，使用聳人聽聞的法西斯手段，將一些幹部和群衆打傷、打殘、打死或逼死，策劃和指揮打、砸、搶，給人民生命財産造成巨大損失。這夥人民憤很大，將他們清查出來，明正典刑，合
心，應民意，無不拍手稱快。
可是，通過自己工作中的切身
會和所見所聞，我感到在有的地區、部門和單位顯然將清查“打砸槍者”的運動擴大化了。有一些群衆，在文化大革命中，別人貼大字報，他們去擡漿糊桶；別人抄家，他們去幫助搬“果實”；別人開批鬥會，他們也去義憤填膺地舉拳頭……現在呢？錯了。即使當年自己喊打倒的人沒有怪罪下來，心裏也總有“羞愧難言”之感。而有的幹部也大有要一般犯錯誤的群衆登門“負荊”之狀。我認爲這同中央“安定團結”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
這種看法，當時我曾跟許多同志、包括上級負責同志談過，許多同志有同感。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離開基層單位重
舊業，開始搞寫作。起初，我並設想表現我上述的想法。這時，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走了許多地方。我感到原來思考的問題是有現實意義的。清查“打砸搶者”的擴大化傾向被中央的有關文件製止住了。但是有些同志不能全面地、曆史地看待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過分強調了犯錯誤同志的個人原因，個別幹部甚至有一種“出出氣”的想法。在有的文藝作品中，“暴徒”和“凶手”成了“紅衛兵”、“造反派”的代名詞，一個個不是面目猙獰，便是尖嘴猴腮。我以爲，這樣的描寫是不符合曆史的本來面目的。
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不是“紅衛兵”、“造反派”同領導幹部之間的矛盾，而是全人民同林彪、“四人幫”的矛盾。“紅衛兵”、“造反派”和領導幹部，就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受害者，我們不能在幹部和群衆二者之間認定誰是受害者，誰是“凶手”。領導幹部對于錯誤地觸犯過自己的人不要總是耿耿于懷，在要求別人同情自己受害的時候，不要把另一些受害者罵個狗血淋頭。要正確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事情，正確對待群衆，正確對待自己。這就是我寫《重逢》要表達的主題。
我的這個想法是從自身的經曆中深切地感覺到的。社會上的“造反派”，情況比較複雜，我也不太熟悉，對學校裏的“紅衛兵”我是了解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正在讀大學。不管今後如何估價文化大革命，我們當時是懷著反修防修的崇高責任感和從紅領巾起開始形成的對中央、毛主席的崇敬、信賴和熱愛投身到洪流之中去的。在一片“造反有理”聲中，我們對運動中的一些過火作法和江青之流的作風也有過懷疑、不滿和反感，但當時還堅信自己是在爲和家的前途和命運而無私地戰鬥。我堅信對立面組織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們是“修正主義的工具”。我沒參加過武鬥，但爲了“革命的根本利益”，我並不反對使用它。不錯，“十六條”上規定“要文鬥，不要武鬥”。可是對武鬥卻從沒有加以有效的製止。人們整天背誦著、唱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況且，叛徒江青的一句“文攻武衛”要比一百六十條還有效。那時，許多老革命家在江青看來就象一堆木偶，她讓誰倒下，誰一定倒下，因爲她是“無産階級司令部”最可信賴的代表。
很遺憾，我們“造反”一陣之後，我們這一派被蓋著紅印的中央文件點名定爲“保守派組織”，勒令解散。我們當然不服氣。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左右局勢的並不是什麼派組織。中央派來的飛機撒著傳單，中央派來的武裝部隊接管了一切要害部門，勝利的一派氣勢洶洶地打上門來，我們只好檢查“受了蒙蔽”。現在，我們當年保過的領導幹部又回到了領導崗位。假如論功行賞的話，我是不敢去領獎的，因爲我當時爲自己保錯了對象而後悔過，我是想當“革命造反派”的。
大學裏的紅衛兵尚且幼稚若此，何況年僅十五六歲到二十左右歲的中學紅衛兵呢？在我們的接觸中，我感到他們比我們思想更單純，革命更“堅定”，信仰更誠笃。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剪辮子、割鞋底兒、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之類容易引起社會非議的事，我們不願幹，他們幹起來就格外認真。有些機關幹部起來“造反”，當他們想對本單位的“當權派”或“牛鬼蛇神”采取什麼“革命行動”而又有所顧忌時，他們往往把天真的中學生勾引來，名曰“革命串聯”，實則把紅衛兵當棍子打人。武鬥中他們也往往是打前陣的，而且大多忠勇得兼，真有一
“笑灑滿腔青春血”的勁頭。地位、權利、籍、家室他們都沒有，因此，除了生命他們不怕失去什麼，而生命也是“毛主席給的”，爲了保衛毛主席自然什麼都舍得出。有一個地方，五個女中學生用五枝步槍，在對方重兵包圍和攻擊面前，在一座大樓裏堅守三天三夜。她們大的十七歲，小的才十五歲。
這些天真的青少年結局如何呢？灑“青春血”的永遠無聲息地長眠了，受傷的盡力掩蓋著不光彩的痕迹，有的在爲自己的不學無術而煩惱，有的爲過去的碌碌無爲而悔恨，有的爲自己的罪過而羞恥，也有的帶著空虛的靈魂和發達的四肢遊蕩在街頭，充當“垮掉的一代”的活動廣告而受到鄙視和嘲笑。不管每個人的出路有何差異，我覺得這一批人既害過人也是受害最重的。
文化大革命中，領導幹部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以無産階級的遠見卓識和宏韬大略同林彪。“四人幫”作針鋒相對的殊死鬥爭的是少數。賣身投靠“四人幫”的馬天
似的人也是少數。在我比較熟悉的從縣到市、地級領導幹部中，多數對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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