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崇拜的代價上一小節]的女大學生呢。大家圍著我看呀，笑呀，問話呀，這時我已經覺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當晚，他母
幾乎摟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講了他小時所有的事，在母嘴裏，孩子任何一個細節都裹著濃厚的情感……不知不覺，他這樣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轉天告別時，他母送給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著這袋子回上海，沒停，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當我把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麼聰明，什麼都猜著了。他哭了，覺得對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他從來沒有這樣讓人可憐。
這樣，我不但決定和他恢複關系，而且堅定地往前邁一大步，我們結婚了。
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倆抱頭痛哭……
婚後，學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鬥不能去報到，閑在家中。他的問題看來得等“運動後期解決”了。文革像迷了路，愈來愈沒有盡頭，那一陣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學院學部看大字報，正是楊成武“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口號出來，到
都是這內容的大標語。那天不知爲什麼總感覺特別緊張，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見他回來。忽然門“哐當”打開，作協造反團的兩個人押他進來，其中一個對我說：“我們還要查查他的書。”這就抄家，把書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對我說：“這段時間他不回來了，明天早上開他的批鬥會。”說完就把他帶走。我坐在
上傻了，追也沒追，一種大難臨頭的味道這次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還真的覺得他這一走，完了。小屋變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協會。
我登上五樓，坐在會議室參加他的批鬥會。由于楊成武的講話很極端，批鬥的氣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樣一心爲了確認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來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見我便感到不孤單，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鬥會上，轟轟烈烈的叫喊一聲兒也聽不進耳朵，心裏亂成一團。批鬥結束後，我被作協造反團叫到另一間屋談話，他們還把我同班同學叫來，要給我做工作。我下定決心一句話不說。
就在這時，忽聽外邊走廊人聲嘈雜，腳步很亂，好像突然發生什麼事。我腦子下意識響起一個聲音：“壞了！跳樓！”不由自主猛地從沙發跳起來要奪門而出。馬上幾個人堵在門口不叫我出去。誰也沒告訴我什麼事，我像斷然什麼都知道了，木頭一樣戳著不動，大約二十分鍾後，會議室那邊批鬥會又開始，卻變成一種聲討會了。陣陣加劇的呼口號聲竟然變得忽高忽低，忽遠忽近，一會兒如雷炸腦，一會兒隱隱約約很遙遠，這時我已經沒感覺了，麻木了，腦子完全停頓，不會哭，不會笑，什麼也不會。
只見進來一幫人圍著我說話，誰也不直說，作協那些人多鬼，誰都怕把我刺激瘋了擔責任，繞著彎于做開導工作。我毫無反應，只見許多雙眼直對著我，許多嘴巴在動。恐怕這是人將死時的一種感覺吧。
當天他們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愛人家裏。這女人和老作家劃清界限，家裏只有她和一個女兒，作家協會還加派一個女幹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實我不會出事，因爲我像傻子一樣已經什麼都不懂了。不會思維，不知道時間，連他死沒死的概念也沒有，恍惚只覺得自己是個動一動都很困難的肉
。
後來才知道他是從五樓窗戶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許多骨頭都斷了，很慘。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優待，受不了這種歧視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殺這條路了。作協打電報叫他哥哥來理後事，他哥哥卻不想見他屍，怕受不了。喪事理完，已經半個月過去，他哥哥來看我。
那天的感覺異常奇特。我正渾渾沌沌之中，一見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種刺激，半個月的恍惚一掃而光，一切細節都清清楚楚地一齊湧來，我異常清醒，非凡地明白，死而複生，感覺很振奮那樣，卻一下子撲上去抱著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確實沒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頭，眼睛顯得大大的，眼淚嘩嘩流，眼神和他一樣。忽然我感覺他留給我的種種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疊，這一瞬間，我沒瘋了就算福氣；當然，我要是真瘋了就不見得再經受以後那些罪了……
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把家拆了，家具物品、鍋盆碗筷，所有東西全廉價賣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殺，沒有喪葬費，大哥靠工分吃飯，也沒有返回去的路費。我分給哥一半錢，揮淚而別。我當時急渴渴只想擺
，擺北京，擺他死的地方，擺這一切，擺得愈幹淨利索愈快愈好。這就背起行李卷兒，子然一身，去往一無所知的燕北。
生活給我的第一個教訓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達大同的燕北專署報到後，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
縣第一中學教書，立刻對管分配的一位長說：“我發生了一些事，不能當老師。”跟著我就把這些事一五一十地說了。這也是我多年受
教育的結果——有事不能瞞騙組織，只有對組織說清自己才感到輕松坦然。我上午說過，下午就覺得空氣凝固了。來到燕北報到的各地大學生都像看稀奇動物一樣看我。有的扭過臉嘁嘁嚓嚓議論，我感到一種威脅壓來，低頭回到招待所。同屋一個30多歲挺爽快的當地女人問我：“你愛人死了？”我驚奇地問她怎麼知道的，她說中午時專署那位長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學生都召集起來，說我是個危險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動。他把我向組織彙報的話全兜出來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上仰面瞧著屋頂，飯也不吃，心想我這輩子全完了，我才21歲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長談談，一出招待所大門，一個小姑娘就朝我尖聲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婦！小寡婦！”
這就促使我對燕北專署不辭而別。我腦袋一熱買票去到西安
家。一見到那張標准的員面孔就懊悔不該來。我只說山西武鬥沒報到，便來看她。天天上班，我就在街頭漫無目的地亂走一氣，直到把身上錢花光，茫茫站在西安來來往往的人群裏，心想哪裏是我的去？四川父母那裏，不行，父是石油工程師，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給他們。我耳邊忽然響起他大哥離開北京時說過的一句話：
“你要是實在受不住時就來吧，有我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賣掉身上惟一值錢的手表，換了70元，買張去南通的車票。在火車站我給寫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裝在信封寄給她。
過後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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