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橋跨黃金城上一小節]隱蔽之中別有一種隔世之感。這時光隧道通向一個空落落的天井，三面圍著鐵灰的厚牆，只有幾扇封死了的高窗。顯然，這就是古堡的盡頭了。
寒冷的岑寂中，我們圍坐在一柄夏天的涼傘下，捧喝著咖啡與熱茶取暖。南邊的石城牆上嵌著兩扇木門，灰褐而斑駁，也是封死了的。門上的銅環，上一次是誰來叩響的呢，問滿院的寂寞，所有的頑石都不肯回答。我們就那麼坐著，似乎在傾聽六百年古堡隱隱的耳語，在訴說一個灰頹的故事。若是深夜在此，查理四世的鬼魂一聲咳嗽，整座空城該都有回聲。而透過窄巷，仍可窺見那一頭的遊客來往不絕，恍若隔了一世。
凡愛好音樂的人都知道，布拉格是斯麥塔納和德伏乍克之城。同樣，文學的讀者也都知道，卡夫卡，悲哀的猶太天才，也是在此地誕生，寫作，度過他一生短暫的歲月。
悲哀的猶太人在布拉格，已有上千年的曆史。斯拉夫人來得最早，在第五世紀便住在今日布拉格堡所在的山上了。然後在第十世紀來了亞伯拉罕的後人，先是定居在魔濤河較上遊的東岸，十三世紀中葉更在老城之北，正當魔濤河向東大轉彎
，以今日“猶太舊新教堂”（staronova syngoga）爲中心，發展出猶太區來。盡管猶太人納稅甚豐，當局對他們的態度卻時竟時青，而布拉格的市民也很不友善，因此猶太人沒有公民權，有時甚至遭到迫遷。直到一八四八年，開明的哈布司堡朝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ⅱ）才賦予公民權。猶太人爲了感恩，乃將此一地區改稱“約瑟夫城”（jlsefoy），一直沿用迄今。
這約瑟夫城圍在布拉格老城之中，乃布拉格最小的一區，卻是遊客必訪之地。茵西果然帶我們去一遊。我們從地鐵的佛羅倫斯站（florenc）坐車到橋站（miustek），再轉車到老城站（staromestska），沿著西洛卡街東行一段，便到了老猶太公墓。從西洛卡街一路蜿蜒到利斯托巴杜街，這一片淩亂而又荒蕪的墓地呈不規則的z字形。其間的墓據說多達一萬二千，三百多年間的葬者層層相疊，常在古墓之上堆上新土，再葬新鬼。最早的碑石刻于一四三九年，死者是詩人兼法學專家阿必多·卡拉，最後葬此的是摩西·貝克，時在一七八七年。由于已經墓滿，“死無葬身之地”，此後的死者便葬去別。
那天照例天
，冷寂無風，進得墓地已經半下午了。葉落殆盡的枯樹林中，飄滿蝕黃鏽赤的墓地上，盡堆著一排排一列列的石碑，都已半陷在土裏，或正或斜，或傾側而慾倒，或人土已深而只見碑頂，或出土而高慾與人齊，或交肩疊背相傳相倚，加以光影或迎或背，碑形或方或三角或繁複對稱，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石面的浮雕古拙而蒼勁，有些花紋圖案本身已恣肆淋漓，再曆經風霜雨鷹天長地久的侵蝕，半由人雕鑿半由造化磨練，終于斑駁陸離完成這滿院的雕刻大展，陳列著三百多年的生老病死，一整個民族流
他鄉的驚魂擾夢。
我們走走停停，憑吊久之，徒然猜測碑石上的希伯萊古文刻的是誰何的姓氏與行業，不過發現石頭的質地亦頗有差異；其中石紋粗犷、蒼青而近黑者乃是砂岩，肌理光潔、或白皙或淺紅者應爲大理石，砂岩的墓碑年代古遠，大理石碑當較晚期。
“這一大片迷魂石陣，”轉過頭去我對天恩說，“可稱爲布拉格的碑林。”
“一點也不錯，”天恩走近來，“可是怎麼只有石碑，不見墳墓？”
茵西也走過來，一面翻閱小冊子，說道：“據說是石上填土，土上再立碑，共有十層之深。”
“真是不可思議，”隱地也拎著相機，追了上來。四顧不見邦绶，我存和我問首西，茵西笑答：
“她在外面等我們呢。她說，黃昏的時候莫看墳墓。”
經此一說，大家都有點惴惴不安了，更覺得墓地的森加重了秋深的蕭瑟。一時衆人截然面對群碑，天
似乎也暗了一層。
“擾攘一生，也不過留下一塊頑石。”天恩感歎。
“能留下一塊碑就不錯了，”茵西說。“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在這一帶殺害了七萬多猶太人。這些冤魂在猶太教堂的紀念牆上，每個人的名字和年份只占了短短窄窄一小行而已——”
“真的啊？”隱地說。“在哪裏呢？”
“就在隔壁的教堂，”茵西說。“跟我來吧。”
墓地入口有一座巴洛克式的小教堂，叫做克勞茲教堂（klaus synagogue），裏面展出古希伯萊文的手稿和名貴的版書，但令人低徊難遣的，卻是樓上收集的兒童作品。那一幅幅天真爛漫的素描和
彩，線條活潑，構圖單純，調生動，在稚拙之中流露出童真的淘氣、諧趣。觀其潛力，若是加以培養，未必不能成就來日的米羅或克利。但是，看過了旁邊的說明之後，你忽然笑不起來了。原來這些孩子都是納粹占領期間關在泰瑞辛（terezin）集中營裏的小俘虜。當別的孩子在唱兒歌看童話，他們卻擠在窒息的貨車廂裏，被押去令人哈咳而絕的毒氣室，那滅族的屠場。
腳步沈重，心情更低沈，我們又去南邊的一座教堂。那是十五世紀所建的文藝複興式古屋，叫平卡斯教堂（pinkas synagogue），正在翻修。進得內堂，迎面是一
悲肅空廓的氣氛，已經直覺事態嚴重。窗高而小，下面只有一面又一面石壁，令人絕望地仰面窺天，呼吸不暢，如在地牢。高峻峭起的石壁，一幅連接著一幅，從高出人頭的上端，密密麻麻，幾乎是不留余地，令人的目光難以舉步，一排排橫刻著死者的姓名和遇難的日期，名字用血的紅，死期用訃聞的黑，一直排列到牆角。我們看得眼花而鼻酸。湊近去細審徐讀，才把這滅族的浩劫一一還原成家庭的噩耗。我站在刀部的牆下，發現竟有心理學家佛洛依德的宗
，是這樣刻的：
freud artur 17. v 1887—1．x 1944 flora 24.ⅱ 1893——1． x 1944
這麼一排字，一個悲痛的極短裙，就說盡了這對苦命夫妻的一生。丈夫阿瑟·佛洛依德比妻子芙羅拉大六歲，兩人同日遇難，均死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丈夫五十七歲，妻子五十一歲，其時離大戰結束不過七個月，竟也難逃劫數。另有一家人與漢學家佛朗科同姓，刻列如下：
frankl leo 28．11904——26．x 1942 olga 16．ⅲ1910—26． x 1942 pavel 2. w 1938—26．x 1942
足見一家三口也是同日遭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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