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論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上一小節]桑這一形象及其品質，是有許多值得稱譽的地方。他有著敏銳的明察秋毫的觀察力，踏實而孜孜不倦的調研作風，搜集一切足資證明案件實情的材料，進行精密細致的求證。他認爲只有具備科學頭腦的人，才有“慧悟”的本領，有“察微知著”的“恰佳”的智慧，才是偵探的最主要的素質。他從不指黑爲白，更不冤屈無辜。恐嚇的方法與他無緣，沒有足夠的證據，決不下武斷的結論。他說；“我覺得當偵探的頭腦，應得像白紙一張，決不能受任何成見所支配。我們只能就事論事，憑著冷靜的理智，科學的方式，依憑實際的事理，推究一切疑問。因此，凡一件案子發生，無論何人，凡是在事實上有嫌疑可能的人，都不能囿于成見，就把那人置之例外。”③
霍桑的這種優良的辦案作風又與他的積極敢爲、出生入死、百折不撓的精神緊密相連。他常常說；“希望同呼吸一起存在的。”③“絕蟹的字樣在我的字彙中是沒有的、”＠程小青就是用這“智”與‘“志”相結合的
格作爲霍桑形象的基本品貌。積小青筆下的霍桑對偵探工作有著巨大的熱情，他之所以能取得常勝的經曆，並不是因爲他是
‘天通眼’或‘
陽妙算’的仙人”，而是以科學的銳智和鋼鐵的堅志作爲武器去戰勝隱蔽的罪犯。他已將偵破作爲他生活的唯一樂趣。他在承辦困難重重的疑案時，就像如魚得
一樣歡快；沒有疑案去統化的腦汁，反如洞轍之給有安。生命即將離去似的奄奄一息。他爲排翁庫、析疑團而奉獻小青，一方面是“給這不平的社會盡些保障公道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定全是爲著工作的趣味”。礫“我們探案，一半在乎滿足求知的興趣，一半憑著服務的使命，也在維持正義。”哈小青在寫霍桑對偵探上作的巨大興趣，以致步入了“著迷”的境界，是較爲成功的。這也爲霍桑這一人物的可信提供了穩固的基石。如果說，當年有的讀者成了“霍迷”，那麼首先是因爲霍桑是‘“偵探迷”；其次是因爲送小青的“偵探小說創作慾”的旺盛，是個“偵探小說迷”。程小青畢生苦心孤詣，較爲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東方福爾摩斯—一霍桑的形象。
包朗這一“助手形象”在程小青看來是不可少的，似乎這也已成爲正宗偵探小說所必需的“固定程式”。但是包朗實際上缺乏自己的格特征。如果說霍桑是“主腦”型的，那麼這位助手卻成了作品中的工具，不僅霍桑要用他，更主要的是送小青要用他，因此，包朗是“工具”型的。當作品中布置假線以便將讀者引入迷宮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包朗是將讀者引入迷宮的“向導”。而使讀者豁然開朗的則是主腦型的霍桑。在作品中，這位助手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成爲霍桑“賣關予”的對象、霍桑要“賣關予”——其實是作者要製造“懸念”，就由包朗將疑點提出，而霍桑卻又不願坦率地回答。有時霍桑說自己尚無把握；或者說，再等半小時，真相必然大白。這樣，“懸念”也就産生了。讀者當然只有窮追不舍地閱讀下去。而一旦霍桑引領讀者出了“迷宮”，又少不得包朗從旁爲讀者做“注釋”。所以，包朗既是霍桑的工具，更是程小青的工具，而且又是作者要他去做讀者的工具。因此，包朗在霍桑探案中，是一個三用的工具，作用可謂大矣，但人物的格卻是不夠鮮明的。
程小青自幼武貧，在自我奮鬥中又屢遭挫折，對舊社會他是憎恨的，但他缺乏一種徹底改造社會的信念。在通俗文學作者群中，有人寫清官，有人頌豪俠，而程小青則塑造一個伸張正義的偵探。程小青的進步與局限必然會反映到他的探案小說中去，而且非常自然地映象在霍桑和包朗這一對“莫逆交’”身上。
霍桑與包朗對舊社會的不義與腐敗是有一定認識的：“我又想起近來上海的社會真是愈變愈壞。侵略者的魔手抓住了我們的心髒。一般虎怅們依賴著夕一力，利用了巧取豪奪的手法，捧得了大衆的汗血，使患意揮霍，狂賭濫舞，奢靡荒建，精成了一種糜爛的環境，把無量的人都送進了破産墮落之窗、結果因考生活的艱困，頑強的便極而走險，劇掠擄動的匪
跟著層出不窮，駭人聽聞的奇案也盡足突破曆來的罪案紀錄。’”霍桑和包朗對當時的法律也有自己的評價；“在正義的範圍之下，我們並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時遇到那些因公義而犯罪的人。我們往往自由
置。因爲在這漸漸趨向于物質爲重心的社會之中，法治精神既然還不能普遍實施，細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們求得不本著良心權宜行事”。一方面他們看到正義和當時的法律是有矛盾和抵觸的；另一方面他們又看不到統治階級法律就整
而言，是維護統治階級自身的一種工具。他們有時覺得這種法律是有問題的，所以不願受其束縛；但他們僅僅認爲這種法律的弱點是在于“呆板”，所以霍桑就對包朗說；“包朗，我們存一些兒慈悲心罷。法律是呆板的東西，對于人的行爲的觀念，只問有沒有抵觸條文。”油他們只想用“良心”和“慈悲心”來彌補法律條文之不足。
霍桑和包朗作爲私家偵探與官方警探的關系也存在著矛盾的兩重。包朗曾說：“現在警探們和司法人員的修養實在太落後了，對于這種常識大半幼稚得可憐，若說利用科學方法偵查罪案，自然差得更遠。他們理疑案，還是利用著民衆們沒有教育，沒有知識，不知道保障固有的人權和自由，隨便弄到了一種證據，便威嚇刑遍地胡亂做去。這種傳統的黑暗情形，想起來真令人發指。”前像這類對官方的指責，不失爲是一種帶有進步意義的見解。但與霍桑、包朗經常共事的警局深長還是常常受到肯定的。即以汪銀林爲伊，在探案中常常出場：“汪銀林是滬警署的偵探部長一…，已擔任了十二三年，公曆的案子既多，在社會上很有些聲譽、”呐“汪銀林的思想雖不及霍桑的敏捷；關于偵探學上的常識，如觀察、推理和應用科學等等，也不能算太豐富，可是他知道愛惜名譽，他的辦事的毅力和勇敢。在低術中首屈一指、”拍當然，在程小青筆下也有許墨庸之流的警官，但也僅不過是“主觀”和“爭功”而已．草菅人命的並不多見。
有人認爲送小青將私家偵探塑造成才智過人的英雄，將官方警探理成庸碌無能之輩，是程小青對當時的司法製度和保安機構不信任的表示。這樣就忽視了霍美與官方警探合作的一面。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將官方警探來襯托私家偵探之機智，也幾乎是所有的偵探小說的一個固定模式。否則在驚險小說中就不會有“偵探小說”的分支，而只有“警察小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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