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裏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爲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
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納茲〔4〕，中的吳稚晖。
兩位帝主義者，一位本政府的叛徒，一位民
救護的發起者〔5〕，都應該作爲革命文學的師法，于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爲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于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爲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
〔6〕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這文學並非對于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于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绮”字面，自以爲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于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爲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
，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9〕，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爲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于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甯〔10〕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裏〔11〕，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甯和梭波裏終于不是革命文學家。爲什麼呢，因爲俄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衆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譯鄧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擁護帝主義戰爭，以後又狂熱地擁護墨索裏尼侵略阿比西尼亞，受到法西斯主義的推崇。其創作傾向主要是唯美主義，著有劇本《琪珴康陶》，小說《死的勝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 德劇作家。
早年寫過《日出之前》、《織工》等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竭力贊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並糾合德的若幹知識分子爲德軍在比利時的暴行辯護。
〔4〕伊本納茲（1867—1928） 通譯伊巴涅茲，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的領導人。因爲反對王，曾兩次被西班牙政府監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僑居法。主要作品有小說《農舍》、《啓示錄的四騎士》等。
〔5〕吳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蔣介石意旨，向民中央監察委員會呈文，以“救護”民爲名發起“清”。
〔6〕這裏說的指揮刀下的“革命文學”，指當時一些反動文人發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學。如一九二七年間在廣州出現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這樣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學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純粹中民員，提倡革命文學……從事本的革命運動”等語。
〔7〕“殺身成仁” 語出《論語·衛靈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8〕“笙歌歸院落”二句，見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詩。宋代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說：“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9〕“賦得革命，五言八韻” 科舉時代的試帖詩，大抵都用古人詩句或成語，冠以“賦得”二字，以作詩題。清朝又規定每首爲五言八韻，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韻。這裏指那些只有革命口號，空洞無物的作品。
〔10〕葉遂甯（c．a．ecezpz，1895—1925） 通譯葉賽甯，蘇聯詩人。以描寫宗法製度下農村田園生活的抒情詩著稱。十月革命時曾向往革命，寫過一些贊揚革命的詩，如《蘇維埃俄羅斯》等。但革命後陷入苦悶，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殺。
〔11〕梭波裏（a．m．cohelm，1888—1926） 蘇聯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後曾接近革命，但終因不滿于當時的現實而自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土》、短篇小說集《櫻桃開花的時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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