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著創造的興趣說，有一篇文章便有一個形式，因爲內容與形式本是在創造者心中聯成的“一個”。姜白石《詩說》雲：“載始末曰引，
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①。悲如蛩螀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這是以實質和形式並提，較比專從形式方面區分種類的妥當一些。但是，如依著這些例子再去細分，文學作品的形式恐怕要無窮無盡了。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文學作品確有形式可尋：抒情詩的形式如此，史詩的形式如彼，五言律詩是這樣，七言絕句是那樣。一個作者的一首七絕，從精神上說，自是他獨有的七絕，因爲世界上不會再有與這完全相同的一首。但從形式上看，他這首七絕，也和別人的一樣，是四句，每句有七個字。蘇東坡的七絕裏有個蘇東坡存在；同時，他這首七絕的字數平仄等正和陸放翁的一樣。那麼，我們到底怎樣看文學的形式呢？頂好這樣辦：把個人所具的風格，和普通的形式，分開來說。現在先講風格，下一講討論形式。
風格是什麼呢？在《文心雕龍·
篇》裏有這麼幾句：“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谲，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甯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缛，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
這裏，在“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等句裏，似乎已經埋藏著“人是風格”的意味；在所舉的“八”裏，似乎又難離開這個意旨，而說風格是有一定的了。那還不如簡單的用“人是風格”一語來回答風格是什麼的較爲簡妥了。風格便是人格的表現，無論在什麼文學形式之下，這點人格是與文藝分不開的。
佛郎士（anatole france）①說：“每一個小說，嚴格的說，都是作家的自傳。”（thead venture of the soul）②我們讀一本好小說時，我們不但覺得其中人物是活潑潑的，還看得出在他們背後有個寫家。讀了《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就可以看出那兩個作家的人格是多麼不一樣。正如胡適先生所說：“曹雪芹寫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鐵仙寫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和“《兒女英雄傳》的作者自己，正是《儒林外史》要刻畫形容的人物；而《兒女英雄傳》的大部分真可叫作一部不自覺的《儒林外史》。”這種有意或無意的顯現自己是自然而然的，因爲文學是自我的表現，他無論是說什麼，他不能把他的人格放在作品外邊。凡當我們說：這篇文章和某篇一樣的時候，我們便是讀了篇沒有個的作品，它只能和某篇相似，不會獨立。叔本華說：“風格是心的形態，它爲個的，且較妥于爲面貌的索隱。去摹擬別人的風格如戴假面具，無論怎樣好，不久即引起厭惡，因它是沒生命的；所以最醜的‘活’臉且優于此。”（onstyle）①這個即使醜陋（自要有生氣），也比死而美的好一點的東西，是不會叫修辭與義法所拘束住的；它是一個寫家怎樣看，怎樣感覺，怎樣道出的實在力量。客觀的描寫是應有的手段：只寫書中人物的格與行爲，而作家始終不露面。但是這個描寫手段，仍不能妨礙作家的表現自己。所謂個的表現本來是指創造而言，並不在乎寫家在作品中露面與否，也不在乎他在作品中發表了什麼意見與議論與否。作品中的人物是作家的創造物，他給予他們一切，這便不能不也表現著他自己。有人不大承認文藝作品都是寫家自己的經驗的敘述，因爲據他們看，寫家的想象是比經驗更大的。但是這並沒有什麼重要；寫述自家經驗也好，寫述自家想象也好，他怎樣寫出是首要的事，怎樣的寫出是個人的事，是風格的所由來。
美
的褒勞（johnburroughs）②說：“在純正的文學，我們的興味，常在于作者其人——其人的質，人格，見解——這是真理。我們有時以爲我們的興味在他的材料也說不定。然而真正的文學者所以能夠使任何材料成爲對于我們有興趣的東西，是靠了他的
理法，即注入那理法裏面的他的人格底要素。我們只埋頭在那材料——即其中的事實、討論、報告——裏面是決不能獲得嚴格的意味的文學的。文學所以爲文學，並不在于作者所以告訴我們的東西，乃在于作者怎樣告訴我們的告訴法。換一句話，是在于作者注入那作品裏面的獨自的質或魔力到若幹的程度；這個他的獨自的質或魔力，是他自己的靈的賜物，不能從作品離開的一種東西，是象鳥羽的光澤、花瓣的紋理一般的根本的一種東西。蜜蜂從花裏所得來的，並不是蜜，只是一種甜汁；蜜蜂必須把它自己的少量的分泌物即所謂蟻酸者注入在這甜汁裏。就是把這單是甜的汁改造爲蜜的，是蜜蜂的特殊的人格底寄予。在文學者作品裏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實和經驗，也是被用了與這同樣的方法改變而且高尚化的。”（依章錫琛譯文，見章譯本間久雄《文學概論》第一編第四章）
“怎樣告訴”便是風格的特點。這怎樣告訴並不僅是字面上的，而是怎樣思想的結果；就是作者的全部人格伏在裏面。那古典派的寫家總是選擇高尚的材料，用整潔調和的手段去寫述。那自然派的便從任何事物中取材，無貴無賤，一視同仁。可是，這不同的手段的成功與否，全憑寫家自己的人格怎樣去催動他所用的材料：使高貴的，或平凡的人物事實能成爲不朽的，是作者個人的本領，是個人人格的表現。他們的社會時代哲學盡可充分不同，可是他們的成功與否要看他們是否能藝術的自己表現；換句話說：無論他們的社會時代哲學怎樣不同，他們的表現能力必是由這“怎樣告訴”而定。
這樣，我們頗可以從風格上判定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比如我們讀報紙上的新聞吧，我們看不出記者的人格來，而只注意于事實的真確與否，因爲記者的責任是真誠的報告，不容他自由運用他的想象——自然，有許多好的報紙對于文章的好壞也是注意的。反之，我們讀——就說杜甫的詩吧，我們于那風景人物之外，不由的想到杜甫的人格。他的人格，說也玄妙，在字句之間隨時發現，好象一字一句莫非杜甫心中的一動一顫。那“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下面還伏著個“無邊”、“不盡”的詩人的心。那森嚴廣大的景物，是那偉大心靈的外展；有這偉大的心，才有這偉大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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