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
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說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參加替周主任祝壽的公宴，他不去，同事們會以爲他窮或者吝啬，會更加看輕他。母也放棄了她的主張。他陪著母吃了一碗昨夜剩下來的稀飯。母上街去買菜，他同她一塊兒出去。那時樹生還坐在書桌前化妝。
他們走出大門，母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懷著什麼心思。兩個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忽然聲音顫抖地喚著他說：“宣，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要爲家庭犧牲你自己了。”
他皺了皺眉，過了一兩分鍾才低聲說：“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你還不是一樣吃苦？”
“可是她，她過得快活啊，上辦公還要打扮得那樣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樣，”她忍不住爆發地說。
他低下頭不出聲。
“宣，我給你說，她跟我們母子不是一路人，她遲早會走自己的路，”她又說。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結婚也已經十四年了。”
“你們那種結婚算什麼結婚呢！”母輕蔑地說。
他覺得這句話很刺耳，心裏不高興，就閉緊嘴不再做聲了。
母也不再說什麼，他們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還是鍾老帶著笑臉跟他打招呼。“你怎麼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來得這樣早！”鍾老說，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發光的禿頭頂。
“我沒有什麼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鍾老的眼光和態度中看到了憐憫，那個老人在可憐他，可是他並不覺得受侮辱。他說了兩句閑話，便走上樓去。
單調的工作又開始了。永遠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譯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宇句。他沒有權修改它們，他必須逐字校讀。他坐下不過一點多鍾，就覺得背上發冷，頭發燒。他不去管它。“就爲了幾個錢啊！”他不時痛苦地暗暗念著。他勉強工作到十二點鍾。
他並不想吃什麼，可是他對自己說：“我至少應該吃一碗飯，我沒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樓去，在飯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飯。碾過的平價米在平日吃起來倒並不怎樣難吃，今天卻有點難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門前看街景，站了一會兒，他覺得毫無趣味，便回到樓上辦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隨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過的校樣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來。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從學校裏寄來的。他好象得到了一點安慰似的，輕輕吐了一口氣。他把信拆開了：
……先生說：物價高漲，我們這期收的圖書費、夥食費都不夠。
每個人還應該補繳三千二百元，說是多了以後還可以退回來。很多同學都繳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沒有多的錢，不敢向爸爸要。不過先生又來催了，催得很厲害，說是不繳錢，今年不准參加學期考試。我只好向爸爸、
要求。請爸爸、三天內把這筆錢寄到學校裏來……
僅有的一點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幾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經繳過兩萬多了，還要補繳，哪裏來的錢！”他低聲抱怨道。沒有人注意他。
“學堂又不是商店，只曉得要錢怎麼成！中
就靠那班人辦教育，所以有這種結果！”他憤怒地小聲罵道。信紙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樹生商量，看她有沒有辦法，”他想道：“那麼現在去。”
“現在不好，還是晚上罷，”他又想道，“她也許不在行裏，我也累，不想多動。”
最後他把信紙折好放回在信封內，又鄭重地把信封揣在
袋裏面。下半天的工作又開始了。
還是那些疙裏疙瘩的譯文，他不知道這是哪一個世界的文字。它們象一堆麻繩在他的腦子裏糾纏不清。他疲乏極了。可是他不能丟開它們。他覺得渾身不舒服起來。他很想閉上眼睛，忘掉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覺。但是吳科長的嚴厲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臉上（他這樣覺得），使他不敢偷懶片刻。後來他連頭也不敢擡起了。
“天啊，我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人啊！我什麼都忍受！什麼人都欺負我！難道我的生命就該被這些糾纏不清的文字銷磨光嗎？就爲了那一點錢，我居然墮落到這個地步！”他心裏發出了這個無聲的抗議。
然而沒有用，這種抗議他已經發過千百回了。但是誰也沒有聽見，誰也不知道他起過不平的念頭。當面也好，背後也好，大家喜歡稱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幾年都是這樣。
“就是最近幾年的事。我以前並不是這樣的。以前，我和樹生，和我母，和小宣，我們不是這樣地過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部給戰爭，給生活，給那些冠冕堂皇的門面話，還有街上到
貼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樣上面移動，他的思想卻在另一個地方。
“我這是什麼思想！我怎麼改變到這個地步！貪生怕死，只顧自己！”他又這樣地責備自己。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勝利早一點到來，我應該有辦法改善我們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經深入廣西……他們還說要攻取貴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實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頭痛得厲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額，他還在發燒。發燒，沒有關系，近年來他常常在下午發燒，他已經習慣了。反正他不會這麼早就死去。況且他也沒有考慮死活問題的余裕。那一對嚴厲的眼睛老是這麼凶惡地望著他。“爲什麼要這樣欺負我？至多我不吃你們這碗飯就是了，我哪一點不及你們！”他曾經這樣想過。但是他離開這個吃飯地方，又到哪裏去呢？他在這個山城裏沒有一個居高位或者有勢力的戚朋友，這個小小位置還是靠了一位同鄉的大力得來的。那是在他失業三個月、靠著妻子的薪金過活的時候。那位對他有好感的同鄉已經到別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爲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這句話來答複他心裏的抗議，現在他又拿這句話來對付他的解決不了的問題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點鍾。他停止辦公，倒在靠背椅上養養神，准備到廣州大酒家去參加宴會。周主任是廣東人，所以同事們今天挑選了一家廣東菜館。他到那裏的時候，周主任和別的同事都到了，還沒有入座，說是在等候總經理。大家在燈光明亮的廳子裏興高采烈地談笑。只有兩個人不講話。他自然是其中的一個。他躲在一個角落裏，縮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著衆人，偶爾端起杯子喝一兩口茶。
等了半點多鍾，總經理坐著汽車來了。他一年中間見不到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幾面。大人物點著一根手杖莊嚴地走進來，衆人一窩蜂地擁上去迎接，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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