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多謝大家好意,讓我今生有機會來到貴校談談半個世紀以前,我比較熟悉的事情和個人在這一段時間中(工作、生活、學習)的情況。在並世作家中,已有過不少的敘述,就是提及我初期工作情形的也有些不同的敘述。近年來香港刊物中發表的,也多充滿了好意。據我見到得來的印象,有些或從三十年代上海流行的小報上文壇消息照抄而成,有些又從時代較晚的友好傳述中得來,極少具明白當時社會環境的背景。所以即或出于一番好意,由我看來,大都不夠真實可信,以至于把握不住重點,只可供談天用,若作爲研究根據,是不大適當的。特別是把我學習寫作的成就說的過高,更增我深深的慚愧。因此我想自己來提供一點回憶材料,從初到北京開始。正如我在四十年前寫的一本自傳中說的,“把廣大社會當成一本大書看待”,如何進行一種新的學習教育情形,我希望盡可能壓縮分成三個部分來談談:
1.是初來時住前門外“酉西會館”那幾個月時期的學習。
2.是遷到北大沙灘紅樓附近一座小公寓住了幾年,在那小環境中的種種。
3.是當時大環境的變化,如何影響到我的工作,和對于工作的認識及理解。
這三點都是互相聯系,無法分開的。
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到達北京的。照當時習慣,初來北京升學或找出路,一般多暫住在會館中,凡事有個照料。我住的酉西會館由清代上湘西人出錢建立,爲便利入京應考進士舉人或候補知縣而准備的,照例附近還有些不動産業可收取一定租金作爲修補費用。大小會館約二十個房間,除了經常住些上湘西十三縣在京任職低級公務員之外,總有一半空著,供初來考學校的同鄉居祝我因和會館管事有點遠房表關系,所以不必費事,即遷入住下。乍一看本是件小事,對我說來,可就不小,因爲不必花租金。出門向西走十五分鍾,就可到達中
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廠。那裏除了兩條十字形街,兩旁有幾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裏還有更多不標店名、分門別類包羅萬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個中
文化博物館的模樣。我當時雖還無資格走進任何一個店鋪裏去觀光,但經過鋪戶大門前,看到那些當時不上價的唐、 宋、 元、明破瓷器和
在鋪門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黑片”畫軸,也就夠使我忘卻一切,神往傾心而至于流連忘返了。向東走約二十分鍾,即可到前門大街,當時北京的繁華鬧市,一切還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規模。各個鋪子門前櫃臺大都各具特征,金碧輝煌,斑駁陸離,令人眩目。臨街各種飲食攤子,爲了兜攬生意、招引主顧,金、石、竹、木的各種響器敲打得十分熱鬧,各種不同叫賣聲,更形成一種大合唱,使得我這個來自六千裏外小小山城的“鄉下佬”,覺得無一
不深感興趣。且由住
到大街,共有三條不同直路,即廊房頭、二、三條。頭條當時恰是珠寶冠服以及爲明清兩朝中上層階級服務而准備的多種大小店鋪。扇子鋪門前羅列著展開三尺的大扇面,上繪各種彩繪人物故事畫,內中各種材料作成的新舊成品,團扇、纨扇、摺子扇更羅列萬千,供人選用。廊房二條則出售珠玉、象牙、犀角首飾佩件,店面雖較小,作價成交,卻還動以千元進出。還到
可以看到小小作坊,有白發如銀琢玉器工人,正在運用二千年前的簡單圓輪車
作玉器加工,終使它成爲光彩耀目的珠翠成品。這一切,都深深吸引住我,使得我流連忘返。
當時走過前門大街進入東騾馬市大街,則又俨然換了另一世界,另一天地。許多店鋪門前,還懸挂著“某某镖局”三 尺來長舊金字招牌,把人引入《七俠五義》故事中。我的哥哥萬裏尋到熱河赤
一帶走了半年,就是利用這種镖局的保險憑證,坐騾車從古北口出關的!我並且還
眼見到用兩只駱駝擡一棚轎參差而行,准備上路遠行。我還相信上面坐的不是當年的能仁寺的十三
就可能是當時小報正在刊載、引人注目的北京大盜燕子李三!總之,這種種加起來,說它象是一個明清兩代六百年的人文博物館,也不算過分!至于向南直到天橋,那就更加令人眼花缭亂。到
地攤上都是舊官紗和過了時的緞匹材料, 用比洋布稍貴的價錢叫賣。另一
又還拿成堆的各種舊皮貨叫賣。內中還到
可發現外來洋貨,羽紗、倭絨、哔叽、咔喇,過了時的
裙。總之,
都在說明延長三百年的清王朝的覆滅,雖只有十多年,粘附這個王朝而産生的一切,全部已報廢,失去了意義。一些挂貨店內代表王族威嚴的三眼花翎和象征達官貴族地位的五七 葉白芝麻鵲/oo翎羽扇,過去必需二百兩官銀才到手的,當時有個三五元就可隨時成交。
但是進出這些挂貨鋪,除了一些外洋老太太,一般人民是全不感興趣的。此外還有夜市曉市,和排日輪流舉行的廟會,更可增長我的見聞。總的印象是北京在變化中,正把附屬于近八百年建都積累的一切,在加速
理過程中。我在這個離奇環境裏,過了約半年才遷到北京大學附近沙灘,那時會館中人家多已升了小小煤爐。開始半年,在一種無望無助孤獨寂寞裏,有一頓無一頓的混過了。但總的說來,這一 段日子並不白費,甚至于可說對我以後十分得益。而且對于我近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基矗可以說是在社會大學文物曆史系預備班畢了業。但是由于學習方法和一般人不相同,所以幫助我遷移到北大紅樓附近去住的表弟黃村生,還認爲我遷近北大,可多接近些五四文化空氣,
情會更開朗些。表弟年齡雖比我小兩歲多, 可是已是農業大學二 年級學生,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有了他,我後來在農大經常成爲不速之客,一住下就是十天半月,並因此和他同宿舍十二個湖南同學都成了朋友。正如在燕大方面,同董秋斯相熟後,在那裏也結識了十多個朋友,對我後來工作,都起過一些好影響。
我是受“五四”運動的余波影響,來到北京追求“知識”實證“個人理想”的。事實上,我的目標並不明確,理想倒是首先必需掙紮離開那個可怕環境。因爲從辛亥前夕開始,在我生長的小小山城裏,看到的就總是殺人。照清代法律,一般殺人叫“秋決”,犯死刑必由北京決定,用日行三百裏的快驿“毛文書”,急送請兵備道備案
理。行刑日,且必在道尹衙門前放三大炮。如由知事監護,且必在行刑後急促返回城隍廟,執行一場戲劇
的手續,由預伏在案下的劊子手,爬出自首,並說明原因。知事一拍驚堂木,大罵一聲“鄉愚無知”,並喝令差吏形式上一五一十打了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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