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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雲集》從新文學轉到曆史文物

沈從文作品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朋友:

  我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今天到貴校來談談,不是什麼講演,只是報告個人在近五十年來, 尤其是從二十到三十 年代,由于工作、學習的關系,多少一點認識。談起來都是很瑣碎的,但是接觸的問題,卻是中guo近五十年來變化最激烈的一個階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

  我是從一個地圖上不常見的最小的地方來的,那個地方在曆史上來說,就是漢代五溪蠻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紀才成立一個很小的政治單位,當時不過是一個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軍隊,另一部分就是充軍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這小鎮的人口還不到一萬人,但是這小地方卻駐了七千個兵,主要就是壓迫苗民的單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常見大規模的屠殺,特別是辛亥革命那段時間。這給我一個遠久的影響——就是認爲不應有戰爭,特別是屠殺,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殺別一個人。

  這也就影響到我日後五十年的工作態度,在無形中就不贊成這種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夠用筆來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我就反映這個問題。但是社會整個在大動亂中間,我用筆反映問題的理想工作就難以爲繼了。照著原來的理想,我准備學習個五十年,也許可算是畢業,能作出點比較能滿意的成績。但是時代的進展太快了,我才學習了二十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三十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

  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來二十多年的中guo文學的發展,真是問題太多了。我是在大學教這個問題,教了二十年,現在要把那麼長一段時間的各種變動,壓縮到不到一個鍾頭來講,僅僅只能談個大略的印象,所以會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現在,我們新guo家有很多的有關“五四”以來的專著都在編寫,我只能談到很少的部分,即是與我的學習和工作有關的一部分。

  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一九二二年到了北京。這之前,我當了五年小兵,當時所見的對我以後的寫作有密切的關系。這段時間,正是近代中guo史上所說最混亂、腐敗的軍閥時代,從地方上很小的軍閥以至北京最大的軍閥的起來和倒臺,我都有比較清楚的印象。

  剛到北京,我連標點符號都還不知道。我當時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運動提出來的文學革命的理想。我深信這種文學理想對guo家的貢獻。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紀俄guo小說的影響。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個很小的會館,主要是不必花錢。同時在軍隊中養成一種好習慣,就是,沒有飯吃全不在乎。這可不容易,因爲任何的理想到時候都要受損傷的。但是我在軍隊久了,學得從來不因爲這個喪氣。這也就是後來住到了北京大學附近,很快就得到許多朋友贊許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十幾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著很薄的單yi,就在那裏呆下去了。別人不易了解,在我而言,卻是很平常的。我從不喪氣,也不埋怨,因爲曉得這個社會向來就是這樣的。

  當然,僅是看看《紅樓夢》,看看托爾斯泰的作品,是不會持久的。主要是當時一些朋友給我鼓勵和幫助,包括三個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農業大學。當我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我就靠著它們,做個不速之客。在這種情況下,有許多對社會有更深了解的人都覺得非革命不可。我是從鄉下來的,就緊緊地抓著胡適提的文學革命這幾個字。我很相信胡適之先生提的:新的文ti能代替舊的桐城派、鴛鴦蝴蝶派的文ti。 但是這個工作的進行是需要許多人的, 不是辦幾本刊物,辦個《新青年》,或憑幾個作家能完成,而是應當有許多人用各種不同的努力來試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許多朋友覺得只有“社會革命”能夠解決問題,我是覺悟得比較晚的,而且智能比較低,但是仍能感覺到“文學革命”這四個字給我印象的深刻,成爲今後文學的主流。按照當時的條件來講,我不可能參加這樣的工作,我連標點符號還不懂,唯一的可能是相信我的一雙眼睛和頭腦,這是我早年在軍隊生活裏養成的習慣,對人世的活動充滿了興趣。

  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門外一條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幾百個古董店。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三千年間一個文化博物館。大約十五分鍾就可從家走到那裏,看到所要看的一切。向左邊走二十分鍾又到了另外一個天地,那裏代表六個世紀明朝以來的熱鬧市集,也可以說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館。因爲這個時期僅僅隔宣統遜位十二年,從十七世紀以來,象征皇朝一切尊嚴的服裝器物,在這裏都當成廢品來chu理,象翡翠、瑪瑙、象牙、珍珠等,無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館,上至三、四千年前的東東西西;一面是前門的大街,等于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館,所以于半年時間內,在人家不易設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學懂了不少我想學習的東西。這對我有很深的意義,可說是近三十年我轉進曆史博物館研究文物的基矗因爲,後來的年輕人,已不可能有這種好機會見到這麼多各種難得的珍貴物品的。

  按照社會習慣來說,一個人進了曆史博物館,就等于說他本身已成爲曆史,也就是說等于報廢了。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具ti地把六千年的中華文物,勞動人民的創造成果,有條理有系統地看一個遍。從個人來說,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較可惜,因爲我在寫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對guo家來說,我的轉業卻是有益而不是什麼損失,因爲我在試探中進行研究的方法,還從來沒有人做過。

  我借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guo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爲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曆史文物方面。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爲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的、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曆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機會接觸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guo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因爲文化是整ti的,不是孤立的。研究的問題上溯可到過去幾千年,但是它新的發展,在新的社會,依然有它的用chu。這並不是我個人有什麼了不得的長chu,主要還是機會好,條件好。在文物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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