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是解放前漢口《大剛報》的文藝副刊。創刊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武漢解放時，出了４００多期（每周二、四、六出刊）。它的創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編是女作家葛琴（魯迅先生曾爲她的小說集《總退卻》寫過序言）。其後接替過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風和我，以我任職的時間最長。曾經協助過編務的是青年詩人牧星。在這個副刊上寫過稿的作者有茅盾、雪
、荃麟、艾蕪、呂熒、鄒荻帆、阿垅、路翎、綠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詩人，也有許多青年作者。它爲荒蕪的武漢文壇帶來了生機，顯示了希望。那幾年正是解放戰爭激烈地進行的時期，這個副刊以它明顯的傾向配合和響應了這一偉大的鬥爭，表達了人民的意志和願望。所以，它受到了反動派的監視以至迫害，而受到了進步讀者的關注和歡迎。在武漢的新文藝運動史上，它應該占有一定的篇幅。牧星應《新文學史料》雜志之邀，擬寫評介這一副刊的專文。去年春天，他從長沙專程來武漢，查閱舊報，訪問有關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寫一點什麼。我也確有這一義務。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關的資料，早已喪失殆盡。現在，我只能憑記憶寫一點短文。
我是在抗日戰爭時期，１９３８年的７月離開武漢到重慶的。于１９４６年的６月回到了闊別八年的故鄉。當時我在一所大學念書，學校由重慶複員到南京，一時無法開學，所以我可以在武漢停留一段時間。當時，友人鄒荻帆、陳楓已先期到了這裏，他們告訴我，荃麟、葛琴夫婦也在武漢。這兩位文壇前輩，我都認識，前幾年，荃麟在桂林編《文化雜志》，葛琴編《青年文藝》時，我都寫過稿。後他們到了重慶，住在張家花園全
文協機關裏，我們多次見過面。他們是著名的進步作家。抗戰勝利後，沒有去上海（抗戰前他們在那裏），而來到從未有工作關系的武漢，我暗暗估計，一定是負有
的某種使命的。幾位與他們接近的朋友們也大都意識到這一點，而反動派也肯定會注意他們。記不清是荻帆還是陳楓，在我回武漢後不久，陪我去看他們。他們住在積慶裏一棟古舊房子的二樓。只有一間房。房子不算太小，但擺著一張大
，一張小，還有書桌、飯桌和一些雜物，就顯得很擁擠。荃麟還是那樣瘦弱，經常頭暈，所以戴著健腦器，但談鋒依然很健。他向我們談到時局和文藝界的一些情況，葛琴進進出出的忙著照料兩個都不到五歲的小孩，還
持著家務活，也抽空過來坐下與我們談她編輯《大江》的情況。看來她是很愛惜這個副刊，並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約我寫稿。我當然允諾，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鄉，面對
霾彌漫的現實，我是有相當多急于一吐的情感和憤懑的。
我先後交了兩篇散文：《歸來》和《戰栗的城》。不久後，大約是在七月中旬，葛琴向我提出，想將《大江》轉交給我編。她說家務較忙，實在難以兼顧，荃麟也在一旁鼓勵我接下。我有點意外，也很猶豫，恐怕自己無力挑此重擔。但想到這是他們經過考慮和商量才這樣安排的，我不應該推辭，就作爲接受一個任務，答應了。我先代她編了幾期。後來，她帶我到報社見了社長劉人熙，經他同意後，就正式代替了葛琴的位置。兩個月後，荃麟、葛琴夫婦就帶著兩個孩子離開漢口，去了香港，在新的崗位上戰鬥了。
我雖正式成了報社的一員，卻很少去報社。事實上，報社也沒有供我使用的辦公桌。報社的人員不多，編輯、記者一共只有十來個人。但只有一間二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作爲編輯部，就顯得狹小而擁擠。我在家編稿。有時將編好的稿子送到報社去交給牧星，有時由他來我家取稿。有什麼事就由我們兩人商量。審稿、與作者讀者寫信聯系，畫版及一些雜事，都由我們兩人承擔。在具
事務方面，牧星做得更多一些，工作是相當繁重的。到了１１月初，因爲學校即將開學（由于初複員到南京，學校開學較平時晚了兩個月），我辭去了《大江》的編務，我最後一次發稿恰好是《大江》１００期。我以編者的名義寫了一篇《百期的話》，表達了我的心情並聲明了我的離去，接替我的編務的是前輩作家端木蕻良。他當時和演劇四隊生活在一起。演劇四隊的隊址就在新市場（現在改名民衆樂園）旁邊的南洋大樓裏。
１９４７年６月，那正是震動全的南京“５·２０”學生運動後不久，由于受到特務的監視，我曾到上海暫避。畢業考試前夕回到了南京，考完最後一門功課，當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漢。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臨*锛究保漚悠傅揭患宜攪⒅醒*教。當時《大江》的編者又換了王采。當報社的負責人得知我回來後，由副總編輯黃邦和約我談話，他表示還是歡迎我回去編《大江》。我同意了。這樣，我一面教書，一面兼編《大江》。一直到１９４８年的１０月，幾位老朋友約我一同去
公山一所中學教書。那裏鄰近解放區，而學校負責人的態度比較開明，我們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這樣，我又將《大江》的編務交給了在報社工作的詩人天風。我在山上只呆了三個月，由于受到特務追蹤而逃回武漢。《大江》的編務又轉回給了我。那正是解放戰爭取得一個又一個巨大勝利的時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起紅旗以後，武漢也臨近解放。從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務將逮捕我。于是，我通過組織的聯系，于５月１日由一交通員帶路，化裝成一商人到了孝感——當時那裏已經解放。離開武漢前，我沒有通知報社。只是留下了一些選用的稿子，交給了《大江》的經常撰稿者蒲汀，請他代我到報社發稿。５月１６日武漢解放，我于５月２０日連夜趕回武漢。從此，《大江》擴充了篇幅，增加了許多新的作者，以新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
抗戰以前，我也曾編過漢口《時代日報》的雜文副刊《偶語》。和我同編的還有蔣文高。我們都是初中學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們自己和朋友寫的。而那家報紙的發行量也少得可憐，談不上什麼影響。我們編了一個短時期以後就罷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聲譽的大報的副刊。當我接手的時候，葛琴已爲這一副刊建立了風格，具有相當高的質量，在讀者中享有信譽。這使我不得不慎重從事，至少希望使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風格和
平。同時，那正是解放戰爭進行的時期。我意識到這一副刊所應擔負的任務和自己所應盡的責任。我是懷著戰鬥的心情來從事編輯工作的。一如我在解放初期所寫的一篇紀念
的短文所說：《大江》自然只是一個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卻是立足……
曾卓散文我與《大江》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