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彙月刊》上連載時，題名是《胡風傳》）。寫的是1965年夏到1966年春節這大半年的時光。時間不長。但那連接著過去的十年：胡風和梅志是1955年夏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的，他們被分別關押著，各不知對方的命運。1961年，梅志因母
病逝停屍在醫院的太平間，才被放出來料理後事。而她仍得不到胡風的消息。曾經向公安部門請求見面，送東西，都遭到回絕。那期間，他們的老朋友聶绀弩冒著風險悄悄約梅志見面，向她轉達了另一位老朋友，全
人大代表熊子民的意見，要她再向公安部提出要求。熊子民氣憤地說：舊社會我們爲革命坐牢，還准許探監送東西呢。友人們的態度激勵了梅志，在再次向公安部門堅決地提出要求後，幾經周折，終于得到了應允。她得到了幾次探監的機會。1965年冬季，胡風被正式判刑後，假釋出來，在北京生活了一個多月。1966年春節剛過便得到公安部的通知，要他們遷居成都。他們很不願意離開祖的心髒北京，但不能不遵守命令。在去成都的火車上，當車輪在長鳴的汽笛中碾動時，他們哭了。他們哭，是因爲對北京的感情，是因爲認定這是被終身流放，是因爲離開了孩子——其中一個還在中學念書，今後不得不到學校寄宿；他們哭，可能還有一些更複雜的情緒：多年郁積的痛苦、委屈、悲憤……而且前路茫茫。但是，他們即使從最壞的方面預測，大概也不會想到，今後的命運是那樣險惡、悲慘，那是更值得一哭的。——這一部分回憶又是後一個更大的苦難的十年的引子。
這部回憶錄在《文彙月刊》上連載時受到了讀者普遍的關注。因爲胡風在新文學史上留下了他的業績，在過去的那些年中，他受到了許多人的熱情的贊揚和敬愛，也曾受到不少人的嚴厲批評和責難。而對于不太了解過去的年輕人，曆史的反複使這個名字在他們心中蒙上了一團迷霧。
1955年那場駭人的風暴中，胡風是“禍首”，並因此牽涉到難以統計的人。那是一個震動了全的事件，並吸引了全世界的注視。對于他被捕後的遭遇，他的心情和他的表現，當然是人們所希望知道的。
梅志說：胡風在監獄中度過的前十年，“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事情：他沒有受過嚴刑拷打，也沒有受過車輪大戰，只是關在獨身牢房整整過了十年，並受到了幾百次的審問。”所以關于那十年的情況她沒有寫，只是記述了胡風在假釋出獄後對她簡單說到的這樣一點情況：“老是要我交代交代，我沒有什麼可交代的，是你們應該明確地爲我們做結論的時候了。但沒有人理我，于是我開始了絕食。當然，他們是不能讓我死的，一些細節就不談了……這門牙就是爲了灌我食物而被敲掉的。”——單獨被監禁十年，絕食而被敲掉牙齒……如果這些都只需一筆帶過，那麼，梅志所寫的有關1965年夏到1966年春節這半年間的回憶，更說不上什麼驚心動魄的事情：她終于獲得了探監的權利，能夠和胡風見面，送書，送東西，後來在判刑後胡風還假釋回家，在北京參觀……這些情況比起那十年已有了很大的改變。而爲了讓他們遷居成都，也在各方面作了比較妥善的安排。作者樸實地講述看這一切，一直沒有提高語調，沒有放縱感情。但是，在平靜的下面是激蕩著心
，在平淡的下面是滲和著血淚。我們讀著，不能不感到心的沈重，不能不感歎。
讓我們從梅志的眼中，從她的敘述中，來看看當時胡風的形象。
分別十年後，他們第一次得以見面：“一直被全家尊敬的一家之主，現在被人押著站在我面前，我真想抱著他痛哭一場。”胡風很平靜地走向她，用勁地握了她的手，之後用閃著光（是淚光麼）的眼睛望著她。“是他，仍舊是過去的他，他的手仍然那麼有力，他的眼光仍那麼堅定。”而當他被帶走時，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向她搖了搖手，臉上帶著笑容。“這一笑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這完全像過去他對我的微笑。”那麼，毀滅
的打擊和十年的磨難並沒有能將他從精神上摧毀。
這種力量從何而來呢？他對他的遭遇，對加在他頭上的罪名，他不會不感到困惑、不感到冤屈的。關于他的被斥責爲“唯心主義的文藝思想”，他的回答是，“……這個死結不是我所能解開的！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就算是文藝思想有錯，那也是認識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因而，他抱著這樣的態度，“我何嘗不知道這大帽子底下過來的秘訣，但那是對
對人民不負責，對自己不負責。我能這樣做嗎？我沒有做過的事我不能承認。做了的是否全錯也不是一句話能談得清的。我還得用大量時間學習馬列主義，深入實踐，才能得出結論。”
不是爲了求得“過關”，求得“寬大”，將一切罪名包下來，而是要求實事求是，采取對對人民、也對自己負責的態度。
對于他將來的命運，他作了這樣的思想准備：“……我願意接受給我最後的裁決。希望你也這樣，不存任何幻想，相信相信群衆。對我的結論可能我看不到了，但我是唯物主義者，我相信曆史會對我做出公正的結論的。”
當他被正式判刑14年後，他說他是“心安理不得”。他難以承認加在他頭上的罪行，但他不上訴，也不願辯解，原因是“爲了維護的威信”。
——從這些簡單的記述中，是反映了極其複雜、矛盾的心情。以前，胡風在什麼文章裏曾說過：如果沒有中革命和共産，我這二十多年來是沒有安身立命之地的。即使在遭難以後，他也是堅定地相信。但卻又正是以的名義將不實之辭和嚴厲的
分加在他的頭上的。他無法說服自己，因爲“理不得”。但他承擔起了這一切，以求“心安”——令人心酸的“心安”。
他說，使他心情不安的是那些年華正茂的朋友們也因爲他而受磨難。“我情願自己一個人上絞架，而不願他們爲我陪斬。”他也爲80歲的嶽母在他和梅志都在獄中時淒然去世而淚下。他也挂念著孩子們。當他假釋出來，在十年的闊別後和孩子們共度春節時，他讓女兒念了魯迅先生翻譯的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中的一段，而後他用沈重的語調說：“這就是我的心情，我願意將我的全身心交給你們，你們像幼獅一樣吧，你們能夠壯健地奮然地離開我，我就安然了。”
他還想更好地學習馬列主義，在獄中大量地閱讀了這方面的經典著作。他還要深入實踐，當他參觀了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英雄紀念碑……後，所寫的感想是全然的赤誠和信仰。他甚至還夢想著能夠再從事文藝工作，他在獄中寫了大量的舊詩以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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