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放著兩本散文集：《海行記》和《挂在樹梢上的風筝》。作者田野，也是一位詩人。——我想來談談這兩本書，也談談這個人。
在一本前不久出版的當代抒情詩選中，選了田野的詩。在作者簡介中說他是“臺灣詩人”。這裏有一點誤會。田野是四川人，在臺灣呆過，那時也寫詩。但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
他已于1955年返回大陸。引起誤會的原因可能是，他回來後寫了不少有關臺灣的詩和散文。上面說到的那兩本散文集，就大都是有關臺灣的。
1955年他從臺灣返回大陸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49年的5月。兩次都經曆了風險。第一次，解放戰爭正激烈地進行。他搭乘一條運煤的船，回到烽火硝煙的大陸。經廣州，到長沙，穿越過
民
軍隊的封鎖線，來到剛解放的武漢。當時，在海峽那邊的臺灣還是比較平靜的。他原在海輪上當
手，後轉到一所中學教書，生活還算穩定。他卻冒著風險，在硝煙中奔向了革命的懷抱，在激動、欣喜的心情中等待分配工作。他沒有想到，是讓他——重返臺灣。他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向我坦露過他的苦惱：他不正是不願意過那樣的生活，懷著向往，才千辛萬苦地回來的麼？但是，他還是悄悄地走了。當時解放軍正在向南推進，廣州還未解放。他必須又一次冒著硝煙，穿越過民軍隊的封鎖線。我懷著祝福的心和不久將再見的希望同他握別。那以後，就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他平安地到達了麼？在那邊，能不能找到一個安身之地？……六年過去了。
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一封他的來信。很簡短，語氣急迫，只說他已到香港，留下了一個轉信的地址，要我在指定的日子前複他一封信，並說明過期就不要去信了。其時我剛從上海出差回來，已過了他約定複信的日期。他爲什麼到了香港？
他遇到了什麼緊急情況？現在他還在香港還是返回了臺灣或是另去了什麼地方？……面對那一封短信，我茫然，我焦慮。只有期待並希望再能收到他一封信。沒有想到，三月中的一天，我下班回家時，發現有一個客人正等著我。那是他。他微笑著說：“我終于逃過來了。”我因爲完全意外而感到驚喜。安排他在我家住下，當晚作了一次長談。他一向是比較溫和的，那夜卻那樣激動，興奮，談到了他這些年的情況和他這次冒險歸來的經曆。當年他克服了種種困難和擔當著風險，在友人的幫助下回到了臺灣。改換過幾次職業，最後在一家輪船公司當一名小職員。他思念家鄉，那是一種難以言喻而又難以排遣的痛苦的思念和思念的痛苦。他懷想在大陸上的友人。同時，他多年就有的對理想的向往愈來愈強烈。難得這一次被派到香港出差，他決心乘這個機會返回大陸。他認真負責地辦完了事，就搬進一家小旅店裏。他爲我們寫了信，在焦灼地期待中卻沒有得到回音。當時民特務在香港相當猖獗，他隨時有可能遭到不測。而身上所帶的一點錢也將花光了。還是再回臺灣麼？
不！他決定冒一次風險。如果失敗，他肯定會被關進香港監獄，甚至會被押解回臺灣。但一個強烈的願望壓倒了一切顧慮和擔憂。他坐上了從九龍開往羅湖的火車。在羅湖的前兩站，他被迫下了車，因爲那前面就是封閉區，需要特別通行證。他硬著頭皮走進了那邊的一個警察署，說他是一個從新加坡來的商人，要到羅湖去看望一個朋友。他講的是英語，對那位英警長顯然起了作用，他得到了一張“當天往返”羅湖的臨時通行證，使他順利地到了羅湖。而最大的困難還在前面。羅湖是一個小鎮，只隔著一條不太寬的河與深圳相望。河上架著一道大約五六米寬的木板橋，從那上面就可以走向他日夜向往的土地。但是，橋的正中橫著兩具用木條釘成的“馬紮”，中間有一條窄窄的過道。橋的這邊，站立著身穿黃呢製服的港英警察；橋的那頭，站立著身穿綠
軍裝的中邊防戰士。雙方相距不到十步。怎樣才能跨越這十步呢？田野坐在馬路邊的一家冷飲小店中望向彼岸。咫尺天涯。那一座小橋可以使他通向聖土，稍有差池也可以使他墜入深淵。他一支又一支地抽著煙。他不願回頭也不能回頭：他身上連回九龍的車費都不夠了。他想起了爲要混過昭關一夜白了頭的伍子胥。伍子胥在困境中還有朋友相助，而此刻他是孤身一人。時間在煙霧中過得很慢也很快。附近車站的挂鍾當當地敲了四下。幾乎同時，對岸響起了一種特殊的樂曲（那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工間
”的樂曲），似乎是
切的呼喚，是嘹亮的進軍的號角。在樂曲的旋律中，他毅然地站了起來，從容地走向橋頭，將那張臨時通行證交給了驚疑地望著他走近的兩個港英警察。當港英警察認真地審看那張毫無作用的紙張時，他閃身往橋的那一頭跑去。兩個受騙的港英警察怒聲高喊並伸出手來想抓住他時，他已經穿過了橋正中那條窄窄的過道，向一直注視著這一不尋常狀況的兩名邊防戰士跑去，大聲喊：“我是同志！我是同志！”他終于平安地站在了他向往的土地上……
我激動地聽著他的敘述。望著在燈光下的他的蒼白瘦削的臉。我認識他已上十年了。他一向是溫和、謙讓、文質彬彬的。看來他不是一個剛強的人。但是，在必要的時刻，卻有一種內在的力量。1947年，我們都在南京念大學，但不在同一個學校。他是他所在的那所管製極嚴的大學中唯一參加了“五·二○”反饑餓、反內戰學生大遊行的人。他加入到我們學校的行列中，走在我的身邊。後來因此受到了懲罰。這一次他冒著風險從香港闖回內，也表現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而此外他還有著沈重的精神負擔。他在臺灣已成了家，有妻子和兩個男孩。他沒有將出走的決定告知妻子。出于對他的了解，妻子可能隱約感覺到了他的打算，所以她在爲他收拾行裝時，放進了一件薄呢大
，那是在熱帶氣候的香港所不必要的。那兩個男孩，五歲的那一個高興地嚷著要他從香港帶一雙皮鞋來；小男孩還只一歲半，也跟著嚷嚷。他們決不會想到將很多年見不到爸爸了。
田野自己也沒有想到一分手就是這麼多年。他原相信祖很快會統一的，他難以想象妻子獨自撫養兩個幼兒的艱辛，難以想象由于他的出走爲妻子和孩子帶來的麻煩和磨難。他像當年在海峽那邊思念這邊的家鄉一樣，又在海峽這邊深深思念海峽那邊的人。更使他內疚的是，他不知道妻和孩子能不能諒解他。他無法得知他們的音訊。七年前，我曾和他一道到過廈門。在日光岩上，我們眺望海峽那邊。我不時側過眼去看他，他長久默默地凝望彼岸……
曾卓詩論一個人和他的海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