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爲“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爲rayhuang，1981年美
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于向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爲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
。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曆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爲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5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爲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century ming-china”一書。當時正值臺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爲明代史料的淵薮，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余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曆時7年，1974年由英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幹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
了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于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于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汙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爲全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田賦額最重的爲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爲奇怪，約在1～5%之間。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人口爲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折合約銀2000余萬兩，和人口爲30倍的中大
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裏額外加征。
中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曆史中也以明代爲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爲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爲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
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饷，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幹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爲成績良好，乃通令全一施行。這一辦法之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迹。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産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産技術。西歐各在14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複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節。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2000兩。與此相似，全布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爲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爲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曆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爲“the nature of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
發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爲講稿，後節譯爲中文，刊載于香港的《七十年代》雜志。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爲在明代萬曆年間，中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爲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爲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爲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衆的製度，它把原來屬于公衆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
縱公衆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中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製的地步，爲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張瀚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雲雲，乃在于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爲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爲“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爲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征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試。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症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爲，中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症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曆史專題的研究大衆化，因而采取了傳記……
萬曆十五年自序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