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于“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以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每下愈況,才真相大白,但是恢複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曆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于一種報複的意念,因爲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爲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爲之悒郁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後,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陽”的兩重
。有“陽”則有“
”,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慾。這種“
”也絕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于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志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臣僚不讓他立常洵爲太子,他也不立常洛爲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禮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象這樣,雙方堅持達十年之久。
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爲太子,皇三子被封爲福王到河南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再也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他的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象這樣又二十年。
各種法定的禮儀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不再出席。高級的職務出缺,他甯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臣僚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爲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朱批和原來的奏折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裏傳抄公布,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賣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宮內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員覺得無法執行他們的任務,只好提出辭呈。萬曆以同樣的態度對付這些辭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離職。有的官員在憤怒之余徑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議對他們追捕而加以究問,萬曆同樣還是置之不理。到他臨朝的後期,某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某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爲不再有人補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讀詩書,知道經史典籍贊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必須到達桀、纣的程度,即以極端的殘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現在的萬曆皇帝卻並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質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爲而治”的宗旨。對于這種情況,臣僚們是找不到任何經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所以,不滿甚至憤激的情緒盡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爲“誅獨夫”或者“清君側”的內戰。
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于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製程序。每到屬牛、龍、羊、狗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吏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麼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簽。對于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數情況下則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作朱批。
在禦宇四十八年之後,萬曆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自參與設計的定陵裏,安放在孝端皇後和孝靖皇後即恭妃王氏的棺椁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十年。由于她被認定是
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這十年,她住在紫禁城裏一座寂寞的冷宮中,和她的愛子福王永遠睽離。福王本人也是一個禍患,據說萬曆生前賜給他的莊田共達四百萬畝。由于成爲衆人怨望之所集,也沒有人敢爲他作任何辯解,證明這個數字已經被極度地誇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銀,每年未逾二萬兩。
奇怪的問題是,皇帝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曆皇帝又龍馭上賓,而關于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卷入,而且戰之後繼以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爲若幹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曆皇帝幾十年的統治,至此已經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皇帝是一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外,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
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于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
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也極爲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
而萬曆皇帝的所作所爲,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作虛僞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爲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表面上的甯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沖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的團
。在萬曆皇帝禦宇的四十八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于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汙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越演越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爲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象我們這樣龐大而曆史悠久的帝
,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
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幹年月。
這種氣氛,不消說令人悲觀。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後被稱爲東林的人,發憤要力挽狂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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