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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首輔申時行

黃仁宇作品

  每當大學士申時行走到文華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種沈重的負擔。這是一種道德觀念的負擔。

  文華殿坐落紫禁城東部,皇帝在此就讀。1574年,萬曆髫齡10歲的時候,他就能揮筆寫作徑尺大字,寫下了“責難陳善”四個字當場賜給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師能規勸他的過失,提出有益的建議。這四個字的含義是這樣深邃,書法的筆力也很勁拔,申時行接受這樣的賞賜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榮幸。13年之後,申時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盡的心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個“萬曆之治”的燦爛理想,也許至今已成泡影。

  申時行不是皇帝五個蒙師之一,但他所擔任的功課最多,任課時間也至久。現在身爲首輔,他仍然擔負著皇帝就讀和經筵的責任。因之皇帝總是稱他爲“先生”而不稱“卿”,而且很少有哪一個月忘記了對申先生欽賜禮物。這些禮物有時沒有什麼經濟價值,而純系出于關懷,諸如鯉魚二尾,枇杷一籃,折扇一把,菖蒲數支之類;但有些禮物則含有金錢報酬的意義,例如白銀數十兩,彩緞若幹匹。不論屬于哪一類,這都足以視爲至高的榮譽,史官也必鄭重其事,載于史冊。

  得任爲皇帝的老師是一種難得的際遇,也是“位極人臣”的一個重要階梯。固然並不是既爲老師就可以獲得最高的職位,但最高的職位卻經常在老師中選任。在皇帝經筵上值講,必然是因爲在政治、學術、道德諸方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值講者即使還不是卓有成就的實行者,至少也是衆所推服、徹底了解guo事的思想家。

  根據傳統習慣,皇帝爲皇太子時即應就讀,受傅于翰林院諸學士,稱爲東宮出閣講學。登極之後,除繼續就讀而外,他還要出席另一種形式的講學,即所謂經筵。經筵于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每次經筵,所有六部尚書、左右都禦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勳戚都要一ti參加,還有給事中、禦史多人也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

  經筵舉行的時間一般在早朝之後,皇帝在大漢將軍20人的保衛下首先駕到。在這文質彬彬的場合中,大漢將軍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攜帶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華殿面南坐定,傳谕百官進入,行禮如儀。至此,鴻胪寺官員將書案一張擺在禦座之前,專供聖鑒;另一張擺設在數步之外,爲講官所用。參加聽講的官員魚貫而入,分列書案左右。

  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于案幾之上。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打開禦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後,書本蓋覆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的講書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爲曆史。此種節目,曆時大半天,只有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tui放在另一條tui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爲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複,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爲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複端坐的形態爲止。

  這種繁文缛節乃是當日guo家中一種重要製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曆史的鑒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爲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

  在正面闡述聖賢之道的時候,講官可用極委婉的言辭,在不妨礙尊嚴的條件下對皇帝作必要的規勸。皇帝在經筵上可以提出問題,甚至說明他不同的觀點,但是責問或指斥講官,則屬于失禮。即講官准備不充分,講辭前言不對後語,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當場流露,而只能在事後間接提出。執行任務時講官所受的優禮乃是長期曆史的産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離經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沒有廢止這種優禮。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對講官接二連三地影射批評自己,另有報複的妙法,即“一腳踢到樓上”--這些盡忠的講官經常被升遷;其所任新職,則十九又在邊區遠省。

  申時行現在不是講官,而是經筵負責人,執掌全盤的計劃。他的辦公地點是文淵閣,坐落在午門之內。在辦公時間內,皇帝和他的首輔相去不過1000碼。但是這1000碼,也是全世界距離最長的1000碼。這種距離不在于宮寢和文淵閣之間有重重疊疊的門牆和上上下下的臺階,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講讀外,皇帝已極少接見大學士。他們之間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紙頭書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傳聖旨,直接宣召大學士面商guo事,但在申時行任首輔期內,已屬絕無僅有,平均一年不過一次。至于皇帝qin臨文淵閣,在本朝曆史上則已經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文淵閣的正廳供奉孔子像。兩側有官舍四間,另有閣樓,乃是保存書籍檔案的地方。閣前不遠有東西兩排平房,是爲書記人員抄繕文件的辦公室。以這些房屋作爲我們龐大帝guo的神經中樞,似乎過于樸素;但是和guo初相比,則已有了長足的發展。當年草創伊始,文淵閣真的是一間亭閣,爲皇帝職掌禦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見時歇足之chu。以後擴充官舍,增加圖籍,又輔之以吏員,才規模大備,可是它的xing質仍非片言只語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與文官集團間的聯絡chu,也像各部院以上的辦公廳;有時又像皇帝的顧問室,或是調解糾紛的超級機構。總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則,施用于實際問題,或者說把實際問題抽象化。例如經過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淵閣公布其原因,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因爲本朝法令缺乏對具ti問題評斷是非的准則,即令有時對爭執加以裁chu,也只能引用經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爲依據。

  在文淵閣辦公的首輔申時行的內心深chu,不可能對經筵産生與衆不同的興趣。講書的時間既長,典禮也過于呆板。參加這種儀式,他要在天se未明之前起chuang,熬過一段悠長枯燥的時間,等到經史講完,書案依次撤去,參加的人員魚貫下殿,在丹墀上向禦座叩頭如儀,然後才能盼來這經筵之“筵”。此即在左順門暖房內所設的酒食。這酒食爲光祿寺所備,各官按照品級職務就座;其中的講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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