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７５５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衆南下攻占洛陽，繼之于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
嶺。有些曆史家以爲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爲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終（公元９０６年）則爲１５１年。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致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
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當老師吟誦“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慾曙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爲之同情落淚。再加上曆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並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７５１年），避暑骊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豔離奇。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１９４２年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的作者——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兩小時內臺上音樂院的師生和臺下的聽衆重新
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豔，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別憂恨纏綿的情節。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有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運如絲的現實，放棄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只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顛倒社稷的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是人類一種共通的
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格，則不論其所敘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縱有傳統中專製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板，《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曆史家。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于情”逡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
”而不至于“與時消滅”。所以《長恨歌》只能作文教材，不當引入曆史課目。雖說白詩作于８０６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顔空死
”才五十年，與所敘事相去並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將近七十一歲（中傳統或稱七十二歲），楊貴妃也三十八歲。在今日駐顔有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但是在中世紀就很難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見得白詩聽任感情奔放有
漫主義彩。至于詩中人兩方年齡有這樣大的差別，則是因她于７４５年封爲貴妃之前爲“太真妃”，更前則爲“壽王妃”。原來壽王李瑁，不僅是玄宗的
生子，而且是他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爲太了作玄宗的繼承人之可能。所以楊玉環被玄宗李隆基寵愛之前確是他自己名正言順的兒媳婦。《舊唐書》沒有提到這重關系。只說：“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冠代，宜蒙召見，時妃
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歐陽修等作《新唐書》才提出“始爲壽王妃”。《資治通鑒》則記入開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間）“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爲壽王妃”。據算當時她十七歲左右，與李瑁爲夫婦後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見（因爲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長恨歌傳》則稱“诏高力士（宦官）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于壽邸”。如果此事發生于武妃去世後不久，則楊玉環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義與玄宗保持暧昧關系至少達七、八年之久。因爲直到天寶四載（７４５年）官方紀錄才稱“冊太真妃楊氏爲貴妃”。
可是玄宗之“亂倫”始終不是問題的焦點，壽王李瑁以後也未再産生任何周折。龍武軍（侍駕的禦林軍）在馬嵬坡逼著皇帝將他的愛妃交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爛，到流連荒亡的地步。二則朝廷又因她用其從兄楊忠爲相，安祿山的問題，大部由他激成，以後不可收拾，自應由他負責。關于後者，牽涉唐代防，因素較多，容下一節“九重城阙煙塵生”再談，現在說宮廷生活。
《新唐書》說：“天寶（玄宗的第二個年號，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則爲“開元”）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赀。”因爲《新唐書》成于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場又較作《舊唐書》者爲堅強，對楊貴妃一家更是指責不遺余力。書內說及天子每年十月赴華清宮過冬時，妃之從兄及諸姊幸從，“遺钿墮舄，瑟瑟玑排，狼藉于道，香聞數十裏”。也就是珠玉首飾鞋襪一路亂丟亂甩，不可收拾，顯然是誇大其辭。
這種指責也牽涉到中曆史上經常發生的一種問題：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征象，而必至破家亡？我們知道八世紀的長安，確是有一種升平氣象，高級仕女，穿著印花的綢，頭發挽髻，眼眶之外則施以各種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即女亦打馬球（polo），吹奏小型樂曲，一到各種季節，宮女之作拔河戲者一次總有好幾千人，較之明清已現代化得多。難道這些人文的因素統是不該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階，天子穿浣，食不兼味，後妃也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窮才人心舒暢？要是今日我們講曆史也仍因襲傳統的立場，如何能迎合時下的現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史與世界史銜接？
可見得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曆史環節未被提出：前人以爲一切都是道德問題，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則已産生了一個極爲嚴重的技術問題。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祿山反叛之前一年，戶部統計全共９６０多萬戶。這和初唐的三百多萬比較，當然有了顯著的進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紀初期，開始均田製，原則上加入版冊上的戶口，就授田。不管是采登記的戶口原來已經領有的田土來算數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與的田土也好，下級政府向人民抽稅時就要保障他們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記的三百多萬戶之外，以後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祿山叛變前約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戶十五萬，約占當時登記戶數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講，則均田製、租庸調製和府兵製縱有很多的缺陷，仍維持了一個相當容易掌握的下層機構。我們也可以想象從武後到玄宗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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