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一世紀後期宋朝的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行新法，是中
曆史上一樁大事。這事情的真意義，也只有我們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有了中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家現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這種觀點，我們可以把這段曆史題材整個的拿出來重新商榷檢討。
王安石沒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說他“屬文動筆如飛”，又“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見聞的廣泛。其人既有如此才華，因之雖只做得中下級地方官，已得到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也有了司馬光、韓绛和呂公著的宣揚（後來除了韓绛之外，他們都成了王安石的對頭）。神宗于１０６７年嗣位，初以王安石爲江甯府知府，六個月後調他爲翰林學士，已有了禦前顧問的姿態。一年之後又任他參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擬爲副首相），專務“經畫邦計”。然而神宗是一個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複契丹和西夏占領的土（其實其占領已在宋前）。他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爲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然則這富強兵的著眼，一般儒士已把它當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蘇轼就說他“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兩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說他“陛下臨禦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滿朝重臣的反對。以後這批“反改革派”或被貶派爲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于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與他合作的只有韓绛、呂惠卿等，茲後被稱爲“熙豐小人”（熙甯與元豐都是趙顼的年號）。１０７４年皇帝迫于衆議，也可能因太皇太後曹氏的幹預，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調回開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甯府”，也就是歸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個官職。
神宗于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繼任皇帝哲宗趙煦實足的年齡九歲不到，他未成年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後高氏（廟號宣仁聖烈）聽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馬光、文彥博和呂公著，一時新法罷免殆盡。可是八年之後太後去世，皇帝
政，他趙煦又來一次翻案。他不僅重用改革派，並且奪司馬光谥，又重修“神宗實錄”，以便支持新法，一時反改革派人物被稱爲“元祜
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後聽政時期的年號）。
公元１１００年趙煦去世時無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趙佶，即是後來被金人俘虜死在五城（在今日吉林東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輕佻”之名，要不是朝議和命運的錯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畫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曆史上留名，作皇帝確非所長。他在位期間對新法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也都身後複官。可是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師居要職。他們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則以修史在禦前被器重。這時候徽宗趙佶也說“朕慾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權要以“紹述”的名義，恢複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並且又慫恿徽宗將司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爲“元祜
”，以後更擴大其名單爲３０９人，镌石于全州縣，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與他們通婚姻，他們的子孫也不許來開封。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爲孔孟之外的第三個聖人。
于是“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這還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沒有放棄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爭執。最近何湘妃發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趙構朝又在修改“神宗實錄”和“哲宗實錄”，也還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後我們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讀曆史，已無從確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時也無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確系能幹，而前者跋扈，後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們兩人一
列入“臣傳”裏，又未免太簡化曆史，並且蘇洵斥王安石等“囚首喪面”以論詩書，宣仁聖烈高後在《續資治通鑒》裏被贊揚爲“女中堯舜”，也都是一面之辭，只能融合中傳統以粗淺的道德觀念批評曆史人物的辦法，這中間只有至善及極惡。我們如被這些觀念蒙蔽就容易忽視我們自身讀史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産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刻下現代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于十一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和這問題有密切關系而待澄清的，則是有些曆史家把中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製，解釋成爲一個“封建社會”，極不合理，與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對題。封建著重地方分權，皇室只責成諸侯對中央有一定的貢獻，其采邑內部的
理，由他們自行裁奪，中的傳統則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向全民抽稅，我們稱之爲“官僚主義”，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特殊辦法，迄今還沒有一部專書，縷列其中各種特征。
我個人長期研究其財政與稅收的情形，則發覺這種系，包括過廣，下面的單位過于瑣碎，在傳統的交通通信條件之下，官方無法確悉每一納稅人的資産，尤其無法追究其轉買頂當。至于抽累進稅，更是技術上爲難的問題。于是只在鼓勵小自耕農各安本業，又竭力防製兼並，更以極低的稅率，扁平的向全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淺薄，也不能供應法庭審判的費用，于是民法長期間沒有進展，政府則提倡各人自我約束和對人謙讓。在行政方面說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講究效率。好在這些個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經典，也爲官僚集團成員所誦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長時間曆史的根據。縱算理想與事實不符，只要全官員將這些原則當作口頭禅，著重其內部之淳樸雷同，也仍可以保存這官僚集團的完整。
可是北宋開以來，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經和上述的情況發生距離。第一，趙宋王朝之爲一個朝代家，在中曆史時最富于競爭
，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銀絹和缗錢作基礎，也就是其經理倚賴于民間經濟比較前進而靈活的部門，而把人力及食糧當作次要。第三，其稅收底賬根據五代十間的數目字，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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