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第八個皇帝徽宗趙佶于公元１１２５年金人進逼汴京之際倉皇傳位于皇太子趙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趙桓成爲曆史上的欽宗。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擄去，終身監禁達三十年之久。
其實徽宗也未漏網。１１２６年，也是靖康元年，欽宗搜括開封市內的金銀貢獻于金軍，承認割讓北方太原等三鎮，敵方後撤，京師解嚴，太上皇徽宗爲群臣谏勸表示團結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開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戰未決間金人卷土重來，這次他們不再與趙宋交涉，竟擄獲當今皇上、太上皇、後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雖然這事發生于１１２７年初，通常曆史家公認北宋亡于１１２６年。此後徽欽二宗先後死于五
城（今日中之東北角）已不在話下。
只有在這紛亂期間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康王趙構能夠舉兵
逃，在南京稱帝，是爲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帶，有一個時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後來總算定都（只稱“行在”）于臨安（杭州）。又直到１１４１年秦桧的和議成功，趙構向金主稱臣，每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又認定淮河爲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１２７９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後延宋祚又１５３年。
靖康這悲劇
的年號千古普遍的流傳，大概是由于嶽飛所填詞《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字句之故。既稱之爲“恥”，則是不應當發生的事迹，竟讓之發生。１１２６年斡離不進軍開封之際，兵力不過六萬，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師，號稱二十余萬。只是和戰之計倉皇未決，以致人心瓦解。當時如果持以恒靜，何至如此淩受羞辱？這樣子的分析與辯駁，已經有很多曆史學家先後爲之。並且追究責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則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曆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産生理想上的衍變（除非這樣的揣測提出側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補正面觀察之不足）。並且金人入主中原，“廢”北宋皇帝爲“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們亟要找得衆所公認的原因，專門相信當時人個別追究責任維持己見的說法，很難與今日的理解符合。
從這種立場，我們可以看清：趙宋王朝３１９年與邊區少數民族所樹政權的周旋，經常站在被動地位，因其不能戰，也難能邀得對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遼既已三度失敗（詳“澶淵之盟”），１０４１年契丹又准備南犯，富弼的交涉，總算不辱使命，但是還是以增歲幣了事，到頭仍是軍事力量不夠。北宋不僅對契丹之遼及女真之金如此，他們對以西羌爲主
組成的夏也不能采取主動。其軍事行動，經常曠日廢功，敗兵折將。神宗朝的戰事，連亘１４年，竟留下一段“官軍、羯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的紀錄，趙顼一聞前線受挫折的戰報終夜繞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議和時宋朝仍承認歲“賜”銀绮絹茶。
南宋的軍事與外交，也無起
。“靖康恥”之後，嶽飛父子即成爲１１４１年和議時的犧牲品。只有１１６５年宋金又交兵，勝負未決之際和議成功，金人讓宋君稱皇帝，稱金主爲“叔”，自稱“侄”而不稱臣，歲幣也不稱“貢”，且減十萬，宋人以爲這是“正敵禮”，如此收獲已經值得驕傲。也只有在這戰事期間，嶽飛才複官改葬。可是１２０７年韓佗胄北伐失敗，金人要他的頭顱，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屍，將他的首級封函畀金。同時歲幣也增至六十萬，而且還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議的秦桧“複爵谥”。又直到蒙古敗金時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議絕金歲幣，但是以後南宋之聯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聯金伐遼如出一轍，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無法爭取主動。
這前後一連串的事實聚看起來，實在是違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極粗率的估計也應當在一億以上（１０８８年有“丁”三千二百余萬。１０７９年籍保甲及民兵７１８萬），而常備兵兵數在１１世紀中期之後，經常在百萬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陳賈似道三策，仍稱江南之兵抽之過江“可得六十萬矣”。契丹女真與蒙古，無此龐大的人力。趙匡胤謂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靖康元年金軍圍汴京時，其人數也只六萬。據中外學者的研究，蒙古勢力最gāo cháo時，其人口亦不過一二百萬之間，可能近于百萬。即算女真遷都開封其版籍達到最高點時曾稱管轄人口達４５００萬，按照兩方控製的地區，其人口仍應低于南宋，而且內中絕大多數仍爲漢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經濟力量，少數民族不能與多數民族相提並論。１２世紀及１３世紀中將南方的
利絲茶瓷器漆器的生産發展到最高程度，開封與臨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較之世界各
並無遜，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幹學者仍盛稱宋朝之中經過一段“文藝複興”與“商業革命”。雖然曆史上的遼陽和北京，已于此時創建，因其非商業上的城市，仍無法與南方之大都會比擬。即算南宋需經年向北提供歲幣，其銀絹五十萬兩匹之數仍只占家收入之一小部分（專家估計歲幣達到一百五十萬時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２％）。並且兩方的榷市時，雖然銅幣流入北方，銀兩仍流入南方。即在戰事失利時，宋朝並無物資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貨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變法期間各倉庫實際豐溢超過儲藏的量限。哲宗時蘇轼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即在徽宗時，“蔡京傳”裏仍指出“時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金錢物資既已積蓄豐富，則要經常流通，經濟的幅度才能寬裕擴大，彼此有循環）。所以他對徽宗說：“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所以宋朝的富裕超過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與物資，不能有效的動員，以致軍事與外交，一蹶不振，成爲曆史上一大悲劇，迄今尚缺乏一部綜合的著作，詳細檢討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過細，忽視傳統中以“經濟”爲官僚主義管製的辦法。包括計民生之種種切切。傳統中學人之治史，則先以道德觀念阻塞技術上的檢討。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寬，即以《宋史》“食貨志”及“兵志”參考對照，也可以産生一種概念，知道現代金融經濟，需要詳確的法製維持，先要確定政府征兵抽稅的權責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財産之不可侵犯，然後民經濟，足以構成服務……
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靖康恥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