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７９年元軍與南宋的殘余艦隊海戰于廣東新會南之崖山。最後元軍合圍，宋左丞相陸秀夫負著他所立的帝丙——一個７歲的孩子——赴海死，宋亡。這不僅是一個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這劃時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給中
文化史上留下了傷心的一頁。一般講來，中都市物質文化在宋朝時達到突飛猛進的最gāo cháo，茲後就再沒有表現這種傑出的姿態。在科技方面講，中的拱橋、建築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不透
的船艙、航海之用指南針、踏輪之船艦、火葯、三弓
弩、占儀、鍾和深度鑽地的技術，而極可能的煉鋼爐及力紡織機都已出現于宋代（後二者之圖片，見于１３１３年之《農書》，去宋亡只３４年）。撫今追昔，我覺得胡適所譯拜侖之《哀希臘歌》兩句，很相近的表達了我們對趙宋王朝的一種類似的情緒。此即是：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余！
爲什麼這一般好形勢，不能繼續？我們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到少數民族身上去。遼、金、元戰時對中的破壞，程度不深。戰爭一停止，也們也致力建設。如果說他們沒有打開局面，則在他們後面明清兩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來的高度進展。
這樣一個龐大的問題，本身已抽象，當然各有諸子百家的解釋。譬如英的漢學家mark elvin就認爲傳統中農業生産，在技術上原有很多可以增進的地方，但是到了某種程度之後，勞動力投入多，而增進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後來勞力增加，收獲只供食用，同時中的經濟過于龐大，也不容易作質量上的改進。這樣的解釋，不能說他不對，可是很難令人相信這已經全部解答了這一個龐大的問題。
我的解釋也只能跟隨著本書縱談大曆史的立場，提出和前後文銜接的兩大因素。一則中的財政無法商業化，因之傳統社會，不能進入以商業法製管理的階段。另一則是思想上的內向，以理學或稱道學爲南針，先造成一種收斂
的社會風氣，這兩者互爲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開始顯示登場。
關于財政不容商業化，已在“王安石變法”一章論及。其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官僚政治，無從個別的而且確切的保障私人財産權益。其背景則是以大量小自耕農作當兵納稅的
製不能廢除，中層缺乏有效的聯系。既無財力遍設法庭，也不容各地依地方習慣自創系統，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師。如是司法與行政不分，縣級官僚萬能，他們所能掌握的也是簡陋的刑法。政府管製之所不及，則靠宗法社會的家族首長支撐。不僅宋朝如此，明朝１６世紀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裏明寫出：“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甯屈其弟；與其屈叔伯，甯屈其侄。”這樣一個法官，尚未開堂審案，就已將他自己的偏見明白寫出，也只能在中出現。其結果則是真理與威權，全是由上至下。負擔最重的人們，也是最無力負擔的人們。而且這種製，也靠均一雷同的環境作主，一有變態則毛病與問題更不可爬梳。前面我們已經檢討過宋朝的折稅與和籴産生“以錢較絹，錢倍于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的情形。傳統中又從未開設商業特別的法庭，商業資本不可能在這種環境裏繼續集累。因其缺乏組織與結構的縱深，商業也只能大保持原始的農村內的企業形態。
于是相對于現代西方社會的長
有如經濟多元化，中則以普遍的種米麥備饑荒爲著眼。長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無普遍的製造高級商品之可能。工資既無法增高，也無發明節省勞力的機械之必要。這種種原因，限製高度的分工。最後擔任科技之設計者一般爲匠役，而不是有學識的專家。
我這一段仍在談宋史，更要著重理學之興起。可是剛一扯上這題目，中外學者都認爲這屬于哲理分析的課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種曆史産物。
宋元理學，原稱道學，《宋史》即有“道學傳”。但是道學這一名詞爲時人取用，似在南宋。１１８３年吏部尚書鄭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監察禦史陳賈也對孝宗趙春說及：“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複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及謂己獨能之。”他們攻擊得最嚴苟的對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繼承北宋程頤之學。“道學傳”就說：“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頤受學，周敦頤所作的《太極圖說》則間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稱“華山道士”的陳抟。所以以上諸人，而更有張載，因爲他也極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陳抟的影響。《宋史》“隱逸傳”則說及“抟好讀易，手不釋卷”。所以理學以儒爲表，以釋道爲裏，在正心誠意之間加上了一段神秘的
彩，又歸根于一種宇宙一元論，更提倡有一則有二，有
則有陽，有正即有邪，都與這受學的源流有關。
朱熹是一個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裏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裏面看出他爲人精細，置事件也有條理，所以孝宗曾說：“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可是他一列于廟堂，就品評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
的遺志，主張拒絕向金言和。後來他卻反對韓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樣的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而標榜“言規恢于紹興之間（１１６２年前）者爲正；言規恢于乾道以後（１１７３年）者爲邪”，這已經將一個技術問題當作一個道德問題。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這已經相當唐突。而他接著以解釋皇帝之無成就乃是修養的功夫不夠。“無乃燕閑蠖蠖之中（退朝無事的暇時），虛明應物之地（心靈與外辦接觸時），天理有所未純，人慾有所未盡”。以致“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其中”。他的建議則是“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慾耶？”
這段文字充分的表現著一般理學主靜主敬的態度，也強調著個人心情凝靜時，在思想與行動“將發未發”之際，不可錯過機緣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與周敦頤所說“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這類似宗教經驗的虔誠感應，在朱子看來，與大學所說的“正心誠意”可以融會貫通；也和孟子所謂“養氣”互相發揮。但是朱熹不以爲這種方法出自個人經驗；他也不以之對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認爲這是天經地義，爲一輩子及以下所有讀書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紀至１３世紀之交，中面臨著一段艱苦的局面：一個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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