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
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１９４６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爲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９１８沈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
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于歐洲一些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裏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産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曆史的合理
。
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爲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系一種朝代家間的沖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家的情緒才開始擡頭；德意兩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爲現代的家。中人之不重視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爲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
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曆史上的混成
，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也等于今日之英人爲最先拓殖之土著與意大利人、丹麥人、德人、法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過去一千年的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沖突。這種沖突並非等閑，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
的分歧點，其中也産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們的奮鬥，絕非由于一時感情沖動，不容後人一筆勾銷。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少數民族對中曆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民族史學會和中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爲漢人實系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爲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爲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于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爲中家主義的思想，確定于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當作一個家看待，中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家的必要。我們寫曆史，也要基于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曆史的合理，則在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的沖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于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爲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製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的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铠仗以及宮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曆日統籌農業生産，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産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于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爲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爲“大曆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辭？在這裏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曆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曆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複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思想界及中整個曆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
”的說法，對于曆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曆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沖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家製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澶淵在今日河南省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裏。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趙桓于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結果遼兵北撤，恢複戰前狀態。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質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爲“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爲“大契丹皇帝”，不稱遼。一般曆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爲兄弟，宋主稱遼太後爲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澶淵之盟在中曆史上是一個疊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爲宋朝不能在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歲幣”之濫觞，以後兩宋之“積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
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趙匡胤曆來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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