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上一小節]這法律“涉及任何情況，在每一種情形之下，都有
置的條例”。《元史》雖提及“紮撒”，始終沒有解釋是何物，倒又盛稱“至元新格”和“風憲宏綱”等中
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製定大可汗不僅是東方之主，也是西方３個汗（即在中亞之察克臺汗，波斯之伊爾汗，和俄羅斯之金帳汗）的元首，其産生由皇室會議之稱“忽烈而臺”者選舉，《元史》也未說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開平即帝位，顯系違反家法，因爲當日皇室會議已公推他的胞弟阿裏不哥爲大可汗，茲後兄弟還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裏面的“世祖本紀”只描畫上一段“諸王與大臣勸進，帝三讓，諸大臣固請”的傳統公式。可見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爲世祖，成吉思汗爲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傳統文化的完整
，甚至抹殺史實，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寫爲中原的漢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還可産生一個現實的際問題：蒙古人不僅分居于內外蒙古，也仍在蘇聯境內保持了buryat和kalmyk兩個自治共和。一般說來，這四個地區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爲民族英雄。蘇聯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撐腰，一方面卻又不准許外蒙頌揚成吉思汗。美作家harrison salisbury說：“愛的俄人恨著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還是昨日情事。”還有一些蘇聯人罵起１３世紀的蒙古人來，索把２０世紀的中罵在一起，還憧憬著一個“黃禍”的面貌，在歐美各宣傳。其原因則是成吉思汗所建四個汗兩個在今日蘇聯境內，而尤以金賬汗轄莫斯科及基輔，盤踞了這個地區近兩個半世紀（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蘇聯人不僅以爲羞辱，而且因此曆史的發展阻礙了俄羅斯向西方的接觸，成爲日後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書站在今日中局勢業已明朗，在一種雨過天青的情形下講解曆史（見“開場白”及“澶淵之盟”的首段），則用不著竄改史實，也無須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史。如列入世界史，我們可以揣想：雖在１３世紀，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幹旱的地區就已達到了當日生活方式所能供應人口的限度，因之産生內外的不平衡，才鼓勵蒙古人以他們原始而粗蠻的謀生方式向外發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經發動這種運動，則不知如何住手。如果這題材列入中史，則成吉思汗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場的背景，不是其實質。
至于我們想確定元朝在中曆史裏的地位，則我們所知道的粗淺知識，也能供我們鈎畫一個大輪廓（曆史是繼續不斷的，專家的准備工作也永無止期，我們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備）。
從本書以上各節看來，隋唐宋組成的第二帝帶開放（財政稅收與軍備越做越大，經濟也隨著擴充），相對之下，明清組成的第三帝則帶收斂。元朝是一個短朝代，于二者之間，只能在曆史上完成一種過渡期間的任務。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現其雙重格。另方面它也能繼續引用技術上的長，維持造船業，提倡海運，促進際貿易，修築經過山東高地的運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換的方式利用中和波斯的工程師去設計炮弩，以驿馬傳遞消息，加強東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賈魯講求
利、測驗日食、改訂新曆；一方面已開始顯示其保守，有如開始第三帝之重農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經商，在華北組織管理人民之“社”，將人民區分爲“軍戶”與“民戶”，注重職業之遺傳，提倡道學（詳本書“道學家”一章），文官考試時以“朱注”爲主（朱熹所注解的經典，只有《春秋》得用左傳等解釋，《禮記》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奠立了基礎。
要追究這雙重格的由來，我們仍要從忽必烈說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創業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後，大可汗爲忽必烈之伯父窩闊臺。窩闊臺在位１３年，繼位的大可汗爲他的兒子貴由。貴由在位３年，後繼之大可汗爲忽必烈之長兄蒙哥。以上均經過“忽烈而臺”的選舉程序，前兩次在蒙古都卡拉科倫（漢名和林）舉行。最後一次雖在金帳汗的區域舉行，事後各王子貴族仍在卡拉科倫聚集，以表示其選舉之合法。忽必烈不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倫被他永久的放棄，他日後稱開平（今日內蒙古之多倫）爲上都，燕京經他重建之後則爲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爲成吉思汗製度內之所無。
原來蒙哥爲大可汗時，即有將南方領域整個支解的企圖。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領軍入川攻重慶，皇帝忽必烈則攻鄂州（武昌），另一支軍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統帥，實際率領者則爲兀良合帶，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肅經西康入雲南，當日則爲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後，這支軍隊留置南方，由兀指揮，此時也可以弟支應。如此可以將南宋西部截成數段。不料１２５９年軍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軍將整個攻勢放棄，宋朝才延長壽命十多年。
原來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裏不哥在都鎮攝。此人與皇室諸王權臣接近，也有西部汗的支持。忽必烈則多年在華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儒臣，與蒙古主流相去至遠，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臺”推阿裏不哥爲大可汗，忽必烈尚在開平，他就自立爲帝。所稱“俯徇輿情，勉登大寶”，並且以阿裏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方面有宣傳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遺孀——忽必烈的長嫂，尚站在阿裏不哥的一邊。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與南宋的賈似道接觸，企圖講和，一面送高麗世子王典回立他爲高麗王以加強側翼，對蒙古的貴族與軍人則竭力拉攏，以金帛相遺。《元史》裏有賜各王及先朝皇後的文绮銀兩的數目，並稱“自是歲以爲常”。因之當日的措施，也成爲日後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貶抑漢人，讓蒙古
目擡頭，可以說都在此時不久肇始，禁人民攜帶兵器，則在即帝位後宣布，他的財政稅收政策尤受著北方牽製的影響。這種個人種族與策穿拖一起的關系，迄忽必烈之余生，從未終斷。阿裏不哥于１２６４年兵敗被擒，忽必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有些從弟侄輩也向他表示名義上的歸順，但是侄子海都始終不承認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亞糾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與元軍作戰前後幾四十年。１２８７年還有一個成吉思汗兄弟的四世孫中做乃顔的，也與他結合，在今日中之東北向上都東西夾攻，一時情勢嚴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禦駕
征，有些將士尚從南方調來。１２８９年海都又犯邊，皇帝又征。所以我們議論元世祖及元朝的創立，也要把這因素一並加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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