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忽必烈留下的傳統上一小節]０年，他增加新稅收，核實發現隱匿，爲皇帝信用，做到中書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實權，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
勘察的權力，爲正規的廷臣所不滿，直到他爲人謀殺之後忽必烈還將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馬及其手下人貪汙枉法的情事爲衆口一辭的揭舉，皇帝才命令發墓戮屍。又有漢人世榮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圖替忽必烈加強財政的管製，也遇到類似的命運。桑哥得意之日，各替他立“德政碑”，後來他爲衆人攻擊，一個近臣尚且向忽必烈進言：“今日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元世祖才先後判兩人死刑，他們的手下
信也被懲，連以前作桑哥德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趙翼指斥“嗜利”的實爲世祖本人，因爲他“在位三十余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爲始終”。《元史》的編者則把三人列入“
臣傳”內。我讀中
曆史尤其留心財政史幾十年的經驗，則覺得元朝財政稅收亟應整理，同時其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當日專製皇權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無好結局。而這時候“天下騒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爲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也不能說全是誣陷之辭，沒有事實上的根據。不過歸根結柢，這種種情形還是由于當日無法産生一個確切核實的會計製度，所以“寬仁”則一切馬虎，“務實”則下端的殘虐無法遏止，很難說得是個人的錯誤，只是忽必烈是一個手段靈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討好，才不惜歸罪于少數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譽。
這件事情也終忽必烈之世尚沒有著落。１２９１年禦史臺奏言：“鈎考錢谷自中統初至今余三十年（應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馬、桑哥當，設法已拯，而其余
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皇帝的旨意則是“議擬以聞”，可是以後也沒有確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遺留的一套財政機構，既不副實，也很紊亂。耗費于王公貴族之私囊的既多，庫的收入就受影響。所以除了上述３個“臣”以遊擊戰的方式增加財源以外，還要靠以戰時姿態于法外征集人員與物資。中統正元間他發的鈔票還不算過多，繼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這種紀錄，終演成元末的惡
通貨膨脹。這種情形也解釋了元朝不能成爲一個有主
的朝代之原因，同時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須以鐵腕開創他的系統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經後人議論，現在看來，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著絕對的真理。各種宗教都可以當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侶方丈修道士之流任爲官吏，與他們同信條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聞學才識”的讀書人，也遣人在各尋訪“醫、儒、僧、道”。劉秉忠已出家爲僧，他又叫他還俗，給他複姓賜名，參加樞密院（一個軍事機構）的會議。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見馬可波羅的父和伯父的時候，還央請他們轉告教皇，派一百個天主教的長老僧侶，幫助他管理一個日形壯大的帝。南宋覆亡時在臨安降元的是幼帝趙□，當時５歲不到，以後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顧。當時趙□１７歲，世祖命他到吐蕃學佛，可惜的是我們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變了他對各宗教一視同仁的態度。喇嘛教的聲望逐漸擡頭。其實吐蕃喇嘛僧八思巴之尊爲師，事在中統元年（１２６０年），即忽必烈開始做皇帝的時候。他曾替忽必烈創製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後辭職回。我們還不能確切的斷定，爲什麼喇嘛教初時並不顯赫以後地位越來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釋老傳說：“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吐蕃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可能說是因其有實效而見重。但是攻占臨安之後，儒士不能擡頭，也可能有關。此時可注意的則是以前在他身邊占重要地位的漢人如姚樞、許衡、史天澤、劉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時前後去世，以後世祖雖說往江南攬訪人才，他卻再也沒有延納漢人有如款待以上諸臣者。他還再三說江南官太濫，終忽必烈之身，他未曾開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這也經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禦製《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還有一段事迹，在曆史這發展上相當的重要，此即是他的兩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遠征，事在１２７４年，當時南宋尚未完全崩潰，元軍以朝鮮爲基地，參加戰役的蒙古及高麗兵２５０００人，用大小船８００只。他們占領沿海的幾個島嶼之後于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岸之博多灣登陸。日軍已在當地准備停當等候援兵。當日作戰勝負未決，夜中臺風來襲，聯軍決定撤退，一時秩序紊亂，結果淹沒海中者達１３０００人。
第二次遠征，事在１２８１年，南宋已被消滅，遠征軍的數量大爲增加。蒙古與高麗軍四萬人乘船９００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線進發，南軍由宋降將範文虎率領，共十萬人，都系中人。其船只３５００艘，由舟山群島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場以前最龐大的渡海部隊。兩軍在九州西北角彙合。沿海的島嶼毫無抵抗的被占領，遠征軍就在博多灣上陸。但是在第一次戰役及第二次戰役之間，日本的鐮倉幕府已動員在元軍登陸建築了一座長堤，限製了上陸部隊人馬的活動，戰事由六月延至七月，勝負未分，八月初又有臺風來襲，船舶傾覆者不計其數，遠征軍的將領數日後乘巨艦逃回，被遺棄的士兵被日軍在灘頭圍剿，被俘的蒙古人、漢人和高麗人不分畛域的被斬首，迄今博多灣今津及志賀島尚有所謂“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約二三萬則被發配爲奴。《元史》“日本傳”稱“蓋行省官（忽必烈已預先立日本行省，其長官包括蒙古高麗漢人南人）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朝鮮方面的史料稱喪失的兵員在一半以上。《元史》則說中方面參加的１０萬人，只有３人逃歸，連這３人的姓名也記入《元史》中。日本方面的資料則稱蒙古的輕騎兵不能與日本裝甲的士兵對比，同時中方面的隊伍士氣低落。這兩次戰役也創造了日本人“神風”的傳說。
日本人兩次將忽必烈派去的使節斬首，又兩次的使元軍遠征慘敗，他不得不准備第三次遠征。一時中和朝鮮的海岸忙著造船，
手被征集，海盜受招安，囚徒出獄投效，軍隊發遣分配。１２８５年冬，政府預備由長江出口米１００萬石往朝鮮囤集，好像第三次攻勢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紀”在翌年年初的紀載稱：“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顧民船。”在下這決心的時候忽必烈不能沒有道義上的勇氣。然則他在中領域以外的發展，如在安南和緬甸，以及最後的攻爪哇，也都沒有顯著的成效和結果。在這當中，我們也可以看清：在現代社會出現之前，很難能有一個陸上強也可以同時成爲一個海上霸王。其動員既如是的耗費，而人民也要被強迫在他們生活領域不能習慣的方向進展，所以很難能持久。
我們檢討這段曆史之余，就覺得雖在７００年後，今日想寫一部詳盡的傳記包括忽必烈之一生，仍有相當困難，他的心理因素複雜，有些不見于原始資料。可是要概括元世祖在中曆史上的地位則不難。他和其他創造中朝代的人物一樣解決了當日一大部分問題，可是也製造一部分新問題（這也是大曆史著眼之，不然中的曆史就不會貫穿各朝代的前後聯系）。他不僅統一了從五代十後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個征服者的姿態出現，也比較穩健溫和。和他作對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變成吉思汗的傳統。如此我們也可以說忽必烈至少緩和了蒙古向外發展的殘暴。只是蒙古人認爲他的漢化過度，中人則認爲尚不夠。這也是曆史上找不出一個同時管理草原文化與中精密耕作而産生的文化之共通製，因之忽必烈到妥協，他留下的傳統也沒有真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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