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問題的重心上一小節]太教，與韋伯所述清教徒相軒轾。他說及猶太人在15世紀末葉被逐出西班牙後，于16世紀初來到荷蘭，憑著他們的資本及信用證據扶助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通過安特衛普（antwerp，今屬比利時）將這精神帶到英
。“可是猶太教自始至終沒有産生一種固窮的理想（poverty ideal）”。宋巴特總認爲在資本主義之前，人類是比較純潔的，各人以自己爲標准，去衡量外界的事物。一旦接受資本主義就本末顛倒，采取一種數量上的計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所有精力用于算計如何獲得財物，“用武力、用魔術、用計謀、用新發明和用金錢去獲得財物”。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說及每一個歐洲的家都有産生資本主義的能力，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自從羅馬帝崩潰後，每一個家都有兩種力量出現，一是對金子的貪婪，一是創設企業的精神，不久這兩種力量凝結一氣。可是宋巴特講資本主義的弱點，沒有時間的程序，也沒有空間的限製。甚至穿綢、吃糖、生活帶
情都可以歸咎于資本主義。
唯心主義者有時將本人之愛憎當作善惡，更將這種標准施用到曆史中重大的事故上，結果可能相當危險。韋伯在《新教倫理》說到西方之特長時，已有種族主義（racism）的趨向（詳第五章）。可是他提及縱使個人相信生理及遺傳的關系，刻下的科學發展尚不容他作定論。宋巴特則將“英雄
格”與“貿易民族”等稱號，分派到不同的民族頭上去。他又提出一個“血緣資本主義”（germ－capitalism）的名目（詳第五章）。這也難怪宋巴特末年會參加希特勒的納粹運動。但這些枝節更使我們不得不在學理研究時存有戒心。
說到這裏，我也要順帶提及一位也用宗教思想作線索去追究資本主義之形成的陶尼教授（r．h．tawney）。不過他並不高度誇張意識形態，他將思想的成分與土地占有、銀行業務之展開，相提並論，互爲表裏。他又說：“中古時代的思想，以爲一切價值都可以排列在一種有次序的層級上去，經濟事宜也包括在內，而其最上端則爲宗教。”這樣一來，作者的態度比較客觀，本書也在不少的地方，尤以考慮到資本主義在英展開的時候，多次參考著陶尼的論說。
在陶蒲的三種學派分類中，凡不屬于馬充思學派和德唯心主義學派之作者，都有被歸納于第三派之可能。我們對這種說法，基本上是同意的。本書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也可算作陶蒲所謂的第三派之一。可是作者所謂自然經濟蛻變而爲金融經濟，則解釋過于松懈，而且用于了解中的情形，極易生誤解。原來中近代經濟史內缺乏西方那種規模宏大結構健全的
製而足以稱爲資本主義者。可是另一方面，在近代之前中的商業組織及內河商業之範圍卻曾多次突出于西方；主要的原因乃系在西方封建製度（feudal system）之下，土地不得買賣，社會上的分工合作在極小圈範內根據成例施行，金錢之用
極爲有限，而中自先秦之後即無此曆史經驗。所以中之商業長期在西方兩個極端（即封建製度下的極端封閉和資本主義下之極端展開）之間。如果說商業以遠距離之姿態行之，批發商能幹預零售及製造即能算資本主義，則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辦、法（putting－outsystem）即曾在明末清初出現，可是這樣的發展沒有普及成一般現象，其間不上不下的情形只贏得一個“資本主義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爲尴尬。世界上竟有何種名花異卉，會“萌芽”達三四百年，還不曾開花結果？可見得兩方社會組織有根本不同之，作者沒有將資本主義之定義規劃清楚，于是削足適履，産生一個非驢非馬之稱呼，此點下節將再論及之。
由于對這樣一個極關重要的曆史階段缺乏實切的定義，故成爲研究西方曆史的累贅。以布羅代爾教授爲例：他的《世界文明與資本主義》（此書原名《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出版了中譯本——編注）有三巨冊，洋洋百萬多字，引證舉例之豐富可謂空前。只是其著書之宗旨，乃“撰寫一部一般的經濟史”，呈現其“品類、模型和規範”。在此前提之下，他將材料縱橫曲折容納于一爐。例如說及初期的證券市場則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一齊敘述，通過跨世紀的沿革，不僅交易所在的建築物和地圖了如指掌，而且喊賣
票的口語和零售咖啡童子的
嘴也記入書中。于是叢碎雜蕪，莫衷一是，可以供閑暇時翻閱，卻難能在研究資本主義時提出南針。毛病在什麼地方呢？但是所謂的資本主義者真有如馬克思及恩格斯所言，出現于一個“資本家的時代”（capital－ist era），與封建社會相埒，當中無所不包，不能僅以“經濟史”名目概括之。今日我們首要知道的，是其組織形成的經過，注重其動態，而不在其已成定規後之品類及模型。
當然布教授並不是不知道此事。他自己曾說：“實際上，每個根據舊式組織之社會一開貨幣之門，遲早必失去其需要之平衡，從沒有適當控製的力量中放出來。新的交換方式産生動搖的力量，是對少數人有利，而對其他人不利，每一個社會受此沖擊，都會出現‘曆史的’新頁。”他也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家互爲一，它本身即成爲家。”若是如此，則其不單僅爲經濟史，更兼爲軍事史、政治史、社會史和思想史。當中“翻出新頁”的情形，有過于新系統的規範。
本書著稿之前，作者亦曾翻閱時下流行以資本主義爲銜面之書籍20余種。雖說開卷有益，總有啓發借用之，但是對我們刻下應當注意的問題，關系卻不深。一般的通病，只對刻下資本主義的“好”“壞”提出意見，缺乏曆史之縱深。根據上述布羅代爾之意見，資本主義之展開既在各産生劇烈變化，則研究資本主義之專書應當根據其沖突的情形分論列。可是迄今這樣的書籍被吾人觸目者尚只一部，而其出版至今已60年。又布氏見解，我們無法認爲不正確，但馬克思著作之整也可以算是對布羅代爾教授提出之沖突的一種指責。如何才可以成爲資本主義的生理家？除了以上韋伯在他書中偶然提及法製之重要外，其他重視法律與資本主義展開關系的專書，也只有一部而且敘述簡單，只有理論的大綱，缺乏事例之引證。
所以在20世紀之末期，我們希望對資本主義作一個概略的回顧與前瞻。這個重要的工作，仍落我們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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