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問題的重心上一小節]工。即算作者所舉例證全部確鑿，在數百年後的今日，前進的工匠與頑固反動的商人皆經過市場的測驗和時代的淘汰，有的歇業破産，有的臻榮日上。今日尚待開發的
家，百事待舉，亟需將廉價的勞工投入際市場以便存積資本。資金的輾轉則已際化，不借貸則眼看著旁人占先，並使自己坐失機宜。雖說任何家都要盡量保護本身和勞動者的利益，可是現在已不是計量企業家的家庭環境背景和階級出身的時候了。對已開發的家來說，刻下的問題早已逾越多個世紀以前的範疇。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對同業的競爭外，更需防備的是職業
的“公司突擊者”（corporation raiders）。他們靠遊說爲資，先向銀行家和證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證券”（junk bonds），將若幹大公司的
票成批買去，然後接收對方，裁道其經理人員，再將其經營的事業撤離合並，有的出賣，有的加強，只顧刻下的效率，忽視長期慘淡經營的需要。先進家的工商業人士既要對付諸如此類的大問題，因爲所牽涉的資金動辄十億、百億，被接收的公司的雇員也以萬計，使整個社會已無力去顧及初期存積資本時其成員的積極與消極了。就像一個商店今日之盈虧每年逾百萬，已無暇去考證幾十年前賬簿上一個小數點後面之數字是否確實可靠了。
韋伯（max weber）是第一個積極宣揚資本主義精神的學者。他的著作將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與現代資本主義並爲一談。作者一方面提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喚（calling，亦即天命，對每個人不同）與加爾文之命定論（predestina－tion），一樣有個人主義的趨向，因爲天主教徒過去崇信帶有集
格之良心，經過宗教改革以後，已代之以匹夫匹婦個人爲主義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爲獲救的階梯，各人之生計行業仍不能與信仰無關。路德尚只消極的以各盡所能乃系上天谛命。加爾文則鼓勵各信徒設想本身已被選拔獲救，于是事業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積極進取。另一方面韋伯也根據富蘭克林及英非教（non－comformist）牧師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言行證實英美資本主義之興起與清教徒之間有密切關系。中讀者特別有興趣的則是韋伯在他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裏有一卷專論中不能産生資本主義的原因。他述及中社會受儒家統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組織，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會結構。下層的組織既靠父系權威（patriarchial 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舉製度又將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種行業缺乏適當的誘導力量。道教則被中社會看作一種魔術，它本身也逐漸減輕入世的行動。佛教在中也同樣被排斥。韋伯指出佛教因對女人情緒有特別感召的力量，以致成爲宮闱之中被重視之信條，經常有宦官爲其贊助人，而缺乏領導社會之力量。
韋伯引用中資料常有錯誤及誤解之
，可是整來說，他這種比較式的觀察尚稱得。他批評中舊社會教條森嚴無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針見血。但韋伯只是一個社會學家，其作品可視爲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論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細膩，很適合用爲評議文藝和美術的根據，而用以解釋人類的某種經濟行爲有如資本主義者，則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論斷來衡量具的事物，當中的聯系，只在或有或無之間，讀者縱無從駁斥其非，卻也很難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紀以荷蘭及英爲首的西歐家，趁著宗教改革之發難，將封建製度的殘余社會力量一掃而光，代之以新社會的家組織與經濟系。這種組織與系，以“資本主義”稱之。其中又以加爾文教派爲盛，並以其戰鬥力量與舊有力量周旋。所以曆史上提到“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必有其互相銜接之。但是若以爲兩者之間的聯系即可概括全部除舊布新的運動，或可以推測以後社會新組織的全貌，則不免過度將問題簡化。
資本主義首先出現于威尼斯時並無新教滲入。以後相繼推及于法及比利時，這些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蘭獨立戰爭之領導者“威廉寡言”（william the silent）原奉天主教，在革命過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後又改信加爾文派（詳第三章），所以到底是新教倫理發生了領導的力量？抑或它不過是革命戰爭中被利用而爲一種工具？這種種問題，就使韋伯的理論發生了罅隙。
韋伯也會到新教倫理不能憑空存在。資本主義能推行，法治的維持爲首要工作，若無法治，則商業資本即無法預爲籌謀，無從計算，亦即不能發生一個現代經濟的系。可是作者亦以爲現代商業法律也是由新教思想系孕育而成，則不免張冠李戴。事實上現代商法雖可以追溯到羅馬法的根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紀經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實用而産生。要等到西歐各商業展開，法治基礎成熟，逐漸抄襲沿用。是故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論並不會因某種精神而産生，卻會因物質生活的推廣而增進。由此也可以看出韋伯等過度強調理想主義的弊病。
韋伯亦了解他自己的理論施用起來必有限度。他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基于新教倫理即使在金錢堆中仍有硬幹苦幹，頂天立地，道德升華的觀感。在他看來只有如是才算合理（rational）。他也提到：“當然這種觀念不僅曾在資本主義之條件下存在。我們也可以在資本主義發生之前追溯到它的根源。我們更不能說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中各個人包括企業家及勞工仍在自信的保持著這些倫理信條。今日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一個龐大的宇宙，各個人出生于其中，它將許多不能更變的事物交付給他，他只能與之共存。當各個人牽涉到市場關系的時候，他只能就範于資本主義的條規。要是製造者長久違反著這些成例，他必在經濟生活之中被淘汰，有如工人不使自己遷就于這些成例，則必會失業而踯躅于街頭。”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與作者所謂資本主義的精神全是兩回事，它們雖可以在某種條件下異途而同歸，卻不見得會共存亡。我們企圖以最經濟的眼光來了解資本主義在現代社會中展開的全貌時，若跟隨韋伯則很難找到適切的途徑，很可能因爲他的唯心主義而被帶入歧途。
與韋伯同時而同出于德唯心主義之門下者，有前述之宋巴特。韋伯認爲資本主義的精神出自基督教的新教倫理，宋巴特則認爲出自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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