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威尼斯上一小節]，也就是165年之後，還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舉行紀念儀式，在遊行的隊伍中，有人捧出帶血汙的花緞，仍稱是1355行刑的遺迹。
經過曆史家的考證，以上所說華立羅之妻的豔聞外遇，沒有實際的根據。大概因爲官方記錄不提及華立羅謀反的詳情，其中出諸道聽途說的細節也滲入正式曆史之內。譬如說華立羅受刑之日，他已76歲，他的妻子才45歲。她的名字也在各書之中寫成兩樣。擾事的斯東諾則確有其人，他後來也成爲威尼斯的統領，在位期間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爲曆史上有能力的領袖之一。在1355年，他還太年輕，很難被邀請到統領一年一度的宴會裏去。如果他真有在華立羅面前放肆闖下大禍的輕佻情節，照理也不該再有各種機緣，循威尼斯的正規途徑，由海軍軍官，而後任省長，最後被推舉爲統領。
只是華立羅
謀之動機，還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無子嗣（拜倫的劇本裏替他添了一個侄子，但是沒有曆史上的根據），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聲望的貴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許多部門服務，也曾帶兵作戰，現任的統領一職，是終身製，他半年之前當選時，獲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亞威農（avignon，法
境內，是教皇駐跸之
）作外交上的交涉。據他向朋友道說，他從未企求或運動這職位。然則何以幾月之後，冒此大險，以致身敗名裂？
斯東諾的導火線雖沒有根據，華立羅與造船廠頭目伊沙內羅及其他員工的來往卻是證據確鑿，所以後來判死刑的不只他們兩人，而有10余人之多。這些情形引起拜倫將他自己在19世紀初期的階級鬥爭思想寫進華立羅的頭腦與口中。可是華立羅從未表示他要領導工人運動，同時這種運動放在14世紀中葉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遠，歐洲人口一時大減，勞動力缺乏，已經引起工資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著促成暴動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畫，代表著法大革命前後一般市民階級企求自由的精神。他們所反抗的暴君乃是舊
製（ancienregime）的遺物，亦即是貴族、僧侶的領導人。以這種題材，加之于華立羅和威尼斯，則又不免張冠李戴。華立羅很可能的有做威權皇子（authoritative prince）的決心。他很可能認爲威尼斯的統領應有實權，不當受城中貴族層層節製。有些曆史家認爲他是主戰派，他之發動政變乃是希望與熱那亞作戰到底，不爲和議派的壓力所轉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劇並沒有
漫畫家筆下牽涉之深。只能當作一種政治上和技術上的問題，也只有片面的曆史意義。
今日我們檢閱陳迹，去華立羅企圖發動政變已600多年，去漫派詩人與畫家的筆下宣揚也超過一個半世紀。我們與其跟著拜倫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測這悲劇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質問何以他的心情會引起後人如斯的注意。這題材既爲舞臺上的腳本，又是沙龍中的名畫，則作劇作畫的已經准備將此情此景永遠保留，吟詠觀摩。難道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則是引人入勝的不僅在于當時一段事實，而是牽涉著這事實的背景。拜倫說得好：“統領華立羅的謀，是現代曆史中一個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鑒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著他又說：“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個夢，她的曆史像一段傳奇。”
關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兩位現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間無匹。有理智的人不會在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時至今日，這城市內曆史上有名的建築物，都有繼續沈浸在
中的危險。際間援救的組織，正設法將軟泥注入這些建築的地基內，希望將之擡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來就不是計劃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後，幾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島，此城乃在倉卒之中創設。一部19世紀的曆史如是說：“他們都是難民，爲數四萬余，在5世紀被蠻族逐出他們的故鄉，在這海沼之中避難。此土地經常移動，于鹹的沼澤之中，難民發現無土可耕，無石可采，無鐵可鑄，無木材可作房舍，甚至無清可飲。他們（仍然）在此創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謂黎多原來泛指威尼斯各島，今日則爲兩個主島之一，在西邊，與東邊的聖馬可（san marco）毗鄰，中間只有一條大運河分隔。曆來的安排，商場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衆的廣場則在聖馬可。此外尚有環繞的諸島，已屬次要。這威尼斯城亞德裏亞（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東西海岸的分歧點。兩島去大陸只有2．5英裏的距離，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內中卻又有很多深的道，非本地人莫識，所以易于防禦。在她1000多年的曆史中，威尼斯曾數度瀕于被侵犯的危險，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侖將她撥給奧之前，未曾爲外軍隊占領，其受大陸農業的影響也至微。
拜倫所說，威尼斯的曆史可以當作一段傳奇看待，雖然容易會，卻無法直接的形容，現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釋：
過去約2000年來，我們在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都是君權政府。君權的根據，總是“君權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義，也有道德上的附帶條件。要是神啓示于人，作之君，當然責成他率領臣民爲善，否則就沒有邏輯上的意義了。我們尚在它影之下，不容易遽爾會到這種觀念的源遠流長。中到20世紀的初年，才取消帝製。即英在17世紀初年詹姆士一世也還在提倡君權神授，他自己著書不算，還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
自說：“沒有主教就沒有王。”（no bishop，no king）其要義也就是要不讓他派出僧侶管製臣民的心靈生活，就用不著由他出面做家之首長。
在這時候如果有人出面說：我偏不信你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無非豐
足食，既能溫飽，則求繁富。然後得隴望蜀，更憧憬于權力與幻想間的各種慾念，只要我能達到目的，也不關你事。至于我的善惡，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與神的關系，更非你與你的主教所能幹預。
這種意見，也可以算是資本主義的原始思想。說來容易，做去卻行不通。即楊朱爲我（第一章）也有這種傾向，已經被孟子與墨翟一並罵爲“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顯示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著“自由的構造”（free 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東西的哲學家能夠提出上述意見時，各種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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