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大革命發生于18世紀末葉，俄的十月革命繼二月革命之後，同時發生于1917年，中的長期革命，迄今則已逾一個世紀，這200年來的事迹，及于遠東與泰西，當中地理環境各不相同，社會背景也千頭萬緒，其成果當然極不一致。可是從長時間遠視界來看，以上三種運動，皆發生于具有大陸
格的家，也都被強迫放棄過去以農業爲民經濟本位的
製，而采取以數目字管理的趨向。
這三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于過去農業製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
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爲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爲准據。法的舊製（ancien regime）、沙皇統治下的俄和傳統中，不能立刻順應環境，也實由于其現存系中無法産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公式和法則，以適應此需要。
這三個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歸咎于過去組織過于簡陋。他們都曾回光反照，表現出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特長。法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稱“朕即家”，可見其享時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凱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亞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爲“開明專製”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異曲同工。然其號召力量之雄偉，有賴于18世紀及以前的環境與背景。一到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不僅這些家的組織與結構不能與之抗衡，連其本身之存在都發生問題。甚至過去的行動與設施，反成爲今朝的阻扼與障礙。
階級鬥爭都曾在以上三種運動中被提出。列甯提倡“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顯然在仿效法大革命時“山嶽
”（montagnards）利用“無褲”（sans－culottes）（詳下）的戰略。中在文革期間組織所謂“造反總司令部”，亦非獨出心裁，因爲“造反委員會”（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紀末年的巴黎出現。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實由于社會上與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階級利益的沖突，是一切問題的重心？反過來說，是否由于法、俄和中的經驗，今後全世界的決策只有朝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因爲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問題尚不只此。資本主義之爲一類組織和一種運動，固然發生于法大革命之前，但是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卻因法大革命及其過程而産生（詳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兩百年的曆史。以後的發展，尤以最近在中大陸和蘇聯的發展，這名詞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動，至此也成疑問。本書引用歸納法，主張先將法、蘇聯與中進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圖進入這境界的經驗提出。我們從技術的觀點出發，如果能將上述三種運動作切實的解剖，再參照以前各章的資料，應能在下章作結論時，對以上各問題提出一個較客觀卻更具的答複。
的大革命 法大革命是一個極容易産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寫出：“舊製已將法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種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裏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種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爲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爲一種製度，所涉及的爲組織；後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與物力之程度。一種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種是近距離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極容易引起誤會。
從人身經驗寫曆史，糾纏更多。一個衆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學第一位任法大革命專題教授的奧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門徒馬迪茲（albert mathiez）在本世紀初年的辯論。法大革命的後期，過激派以丹東（danton）、馬拉（marat）及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爲領導人物，馬拉被女刺客刺殺之後，只剩著丹東及羅伯斯比爾。在奧拉德看來，丹東是英雄好漢，羅伯斯比爾則既虛榮又是書呆子，于是以他個人之好惡，決定革命之途徑。馬迪茲則強調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誠意地爲小民謀福利，丹東倒是貪汙好貨，隨時可以出賣革命。他們所著的專書不說，又任教職、編輯專刊各數十年。此外撰寫大革命的各種專題著作，也近數千百部，動辄十余冊，而瑣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棟。本書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監獄暴動200周年，法人士正籌備在紀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預料此時寫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滿目。我們讀他們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繼，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評論？
可是曆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境域，我們涉豬其間，各人的目標不同。在我們看來，法大革命是人類曆史上一個共通的題目，影響到其他家的發展。如果我們放棄這段題材不顧，則本書以前各章的事迹無從交代，以後的發展也不便闡揚。在這種際的注意力之下，我們所企知的法大革命，有其示範作用。上章說到美、日本和德過去缺乏中央製，所以新製之創造，阻攔較少，已給我們預先安排一種假說之中的借鏡，所以我們的觀察集中于18世紀末期，法突然改組時，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而不著重人身方面之情節。茲舉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的一段
曲。本來計劃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離開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備，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離崗位，馬匹也已遣散。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准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王、王後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曆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後局勢將起何種變化？可是這種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産生錯覺。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日法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家之高層機構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
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