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
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爲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爲‘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爲“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爲始作傭者。宏觀與微觀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于曆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至于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
曆史研究裏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于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見聞的事迹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爲人師，在美學子之前講解中曆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扪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製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爲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迹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後）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曆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現代史的看法，亦複如此。到目前爲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衆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爲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衆運動之積極
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曆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裏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20年爲研究的範圍，我動辄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39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准名詞，有如“裏甲”。“均徭”、“驿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眼看出當中毫無
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爲官僚製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爲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製，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幹差。因爲如此，全朝代避免整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製産生一種負面作用：此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爲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曆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爲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裏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于《中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裏四五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爲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複興，成立民族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于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
陽五行，大家都認爲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啓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采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于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現有布局。中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
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余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系。《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的節目再加以不見于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于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鑒》英譯爲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遊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曆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于我們亟慾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系。
我已經疊次在各發表，我寫的曆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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