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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曆史》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黃仁宇作品

  唐初以均田、租庸調等製,奠下立guo根基,又以無比的自信包容異族文化,融鑄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風采。然而隨著人口增加及流動頻仍,上述製度漸漸無法應付日趨繁複的地方事務,結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則日漸削弱。在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情勢下,迸發了中唐安祿山的反叛,此一叛舉又加速此一情勢的惡化,最後黃巢得以聚衆流竄于帝guo內部十余年,終至掏空唐朝的威權ti製。

  7世紀的初唐,是中guo專製時代曆史上最爲燦爛光輝的一頁。當帝guo對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際,其內部組織,按照當時的標准看來,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積月深。

  這也是一段創造系統的時期。拓跋魏所開始的均田製重新頒布,原則上耕地繼續歸于guo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給田100畝,其中80畝爲口分田,年老時退還政府;20畝爲世業,可由家人承繼,每3年編造一次戶籍。隨著均田製也有整齊劃一的稅收製度,納稅義務包含租、庸、調三項,租爲每丁粟2石,調爲绫絹2丈,庸則歲役2旬。以100畝的田土爲基數,以上賦役的比重算是很輕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內,人戶的登記不斷增長,guo家倉廪庫藏也愈爲充實,上下之間呈現一片和諧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榮壯盛

  府兵製即緊接著戶口登記而設,其原則是選農爲兵,服役的時間內地與邊防不同,根據一種複雜卻又有規律的辦法調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沖府能出兵1000人,那麼634府在短時間內征集兵員50萬應當不成問題了。

  匈奴與柔然(蠕蠕)寇邊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強有力的遊牧民族爲突厥,其名號據說在北魏時期已出現,至隋而見于史傳,以後還要與西文之turks等量齊觀,成爲整個語系內諸民族的通稱。但在公元630年,唐將李靖大敗突厥以後,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統)爲“天可汗”。回纥爲另一種突厥語系的民族,則不戰而降。吐蕃爲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qin。只有高麗不服唐帝guo的節製而長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爲唐軍占領。

  唐中央政府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此時尚談不上內閣製,只是其設官分職已有相當的組織與秩序。隋唐以來——本書以之與宋聯系稱之爲第二帝guo——與漢代官製有一基本不同之chu,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數地域例外,下達州縣。漢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開始公開的文官考試製度,唐接著予以斟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會試至宋始成爲定規。這種公開的考試足以打破過去的世族壟斷。因著准備考試的讀物標准化,雕版印刷出現于公元600年前後,即可能受此影響。只是如此一來,中guo人民今後受官僚管製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團有18,805個建製的職位,加上其他輔助人員,案牍之士與軍官一並計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這在中世紀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當日中guo全人口可能爲5000萬。

  初唐的擴展也及于中guo的內部(照現有疆域稱)。開發南方已因魏晉南北朝而推進,以後這事業更要吸收第二帝guo之一部活力。隋朝在曆史上以不顧民命開創大運河著稱。每當一種工程開始之際,其動員及于婦女與幼童。有時數百英裏長之運河以數百萬的員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棄。而另築城于新運河之濱,溝通長江與黃河的運河終延伸而及于華北平原。這種不ti恤民間痛苦的工程,加諸征伐高麗的失敗,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興的遽速。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楊廣才能蓋世,做事卻不加思索。他所經營的shui道交通網稗益于其後之朝代,既深且遠。雖說初唐時由南方供應之收入尚不及全guo大部,但因移民也減少了當日人口過剩地區的壓力。開發南方更含著一種進步與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廣州與泉州,在唐朝就已成爲guo際通商的港口。中guo人之開拓臺灣則始于7世紀。

guo最具世界主義se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種宏大的眼光,構成一座計劃城市。東西6英裏而南北五英裏,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長安城,其面積爲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馳道寬500尺。當日本于8世紀經營奈良及京都時,他們不僅仿效于長安設計而以較小的規模構成;他們也認爲朱雀門及朱雀大道的名稱(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頌,也照樣的采用。

  唐朝帶著世界主義的se彩。皇室李家自稱爲中guo貴族華裔,可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他們的先祖曆仕異族,也經常與少數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這種透過民族界限通婚的習慣直到後世登九五之尊猶未終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順地稱爲天可汗。當中guo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恒河邊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權:一個阿薩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審;使節來自高麗和日本;中guo的都城有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來定居。guo子監亦即guo立大學中,有這些guo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guo即曾居留達幾十年。他們回guo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ti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製—一自銅幣的設計到婦女的發髻,自室內的布置到圍棋——從今之後,日本文物深具大陸se彩。高麗與越南也有同樣的趨向,但不像日本這麼熱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時候,對信教自由極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離中土16年之後由印度回guo,第二個唐朝皇帝李世民qin予接見。當日龍顔大悅,禦前傳旨,使玄奘有了各樣的助手和各種方便,將梵文經典657件譯爲華文。創業之主李淵則于624年興建一座道教的宇觀。另外一種法令于638年准許景教(nestorianchristianity)的傳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較少爲人提及,可是他們在西安寺廟裏的僧侶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這一段充滿著光輝和滿足的時期如何下場?最簡捷地說,這理想的guo家因爲領導集團的逐漸驕惰而不負責,無從繼續。宮廷裏的伺候人衆增加到不能管馭的程度。及至8世紀中葉,即以宮內參與音樂和娛樂的人衆而言,便多至一萬余,宮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團不僅人數增加而且薪俸膨脹,皇帝與群臣的品質則降低。以上述的各個情況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進行。公元751年,中guo的軍隊在中亞被阿拉伯聯軍擊敗,即使西南的少數民族部隊也逼著唐軍倉皇後撤,吐蕃也叛變。9世紀更有邊防將領坐大而成爲軍閥的趨勢;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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