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中國大曆史西湖與南宋上一小節]金，既稱業已因封貢而成爲高麗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
傳統，宣告其爲區宇一家之大帝。在宋使呈納貢品之前，金朝已開始科舉取士，文官之品級也已頒布，其君主著中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孫也被封爲公爵，在祭祀孔子時，金主
自行禮。
當日宋廷反對和議一派最有力之辯辭爲：君須向異族行臣下之禮乃大失
統之事。然則反對和議也使君之母無法南歸，此又不免與傳統之忠孝觀念相違。此
不少曆史家尚且忽視了一段事實：此時長江中遊一帶大部爲盜匪占領，金朝正准備在當中設立緩沖，並且已派遣投降之漢人滲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難于應付的則是與金交兵的時候，南方的財政尚在混亂狀態，招兵也感到困難，即算各軍倉卒組成，臨安的流亡政府對本身之存在並無信心。
公元1161年，即嶽飛被平反那年，金人又准備南下攻宋，但戰鬥無定局，雙方之和談遷延了4年之久。幾經沖折，金人容許南宋自此不稱臣，每年歲幣也減少10萬。
12世紀最後幾年，韓佗胄爲南宋權臣，再企圖推翻和局。他的父與皇帝趙構爲姻兄弟，韓本人又娶皇後侄女爲妻，當太皇太後秉政時，韓勢傾內外，有權廢立天子。他既爲宰相又掌樞密院事，更領有太師頭銜，自是能單獨決定和戰。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極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驕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1206年定計北伐卻出師不利時，很少人同情他。況且這1206年又是多難之秋，更北的蒙古，鐵木真在此時自稱“成吉思汗”，在蒙古語內，這已相當于中之天子，他的千秋功業正待展開，此是後話。刻下則金人在戰場得勢，膽敢向南宋要求韓tuo胄之頭顱，卻也真能如願以償（由一個禮部侍郎謀殺太師，事成之後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狀，剖棺割屍將頭顱送金）。不過事雖如此，也有作史者爲韓抱不平，謂攻擊他的罪名太多虛構，況且他的賢愚不肖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即韓佗胄爲了一項宗旨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總之，這次和議成功，宋之歲幣又增至60萬，宋主也在文書中自稱“侄皇帝”而稱金主爲“叔皇帝”。
不出數年局勢又大變。公元1214年宋廷乘著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無暇他顧之際，終止交納歲幣。1232年再有一個更好之機會使南宋朝廷得報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議夾攻金人。這時候有些朝臣尚記得114年皇帝趙佶在類似情況下約金攻遼，幾陷朝廷于覆亡的慘況。可是宋人對金仇恨之深，曆時之久，已容不得謹慎之告誡，于是結盟成功。不料蒙古之滅金，亦似以前金之滅遼，只費時兩年，也絲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們已于1227年滅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孫便可以專心一致地對付中土內僅存的朝代。在這一點上，南宋的作爲較金人略勝一籌，茲後他們仍在風雨飄搖的局面裏支撐了45年。
從宏觀的立場上講，南宋之和戰問題與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後連貫之關系。這朝代不能在經濟上突破，影響所及，其軍事才積弱不振。
公元960年趙匡胤初登極時，地方稅收的權力仍在軍人手中，家的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尚能保持適切之聯系。開封行中央集權後，使此紐帶逐漸消失。這帝所能掌握之資源固然龐大，卻缺乏適當的服務
質事業，使之合法合理周轉。此中弱點所及，其損害超過全朝代319年和戰關頭之失策與猶疑。
況且提到這段史實，尚要顧慮到一種曆史名詞的問題。我們無法忽略在趙宋王朝期間，中展開了一種“商業革命”和“文藝複興”的說法。這些名目初由少數日本學者發起，漸有西方及中曆史家效尤。革命爲一種社會運動，一經發起見效，即不能逆轉。西方産生商業革命時，影響到很多公衆組織，法律上之系統此後即以商業習慣爲依歸，而中近代史初期並未有這種製上的改變。可是宋朝也確能用它的統計數字和它留下來的
彩畫，使以後的觀者讀者領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燦爛光輝。在繪畫方面，當中首屈一指的無過于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這圖描畫開封極盛時期，可能是金人于1126年進攻之前數年。全畫幅長18英尺，表現出一種鄉村到城鎮的全景，各節各段時間不同。它的右端有鄉人趕著上載蔬菜的驢子上市，朝霧還在樹頂。畫之左端表現著黃昏到臨，行人已有倦態，他們折著遮陽傘，收拾各物，帶著一片懶洋洋的神情。這兩端之間有城門、十字街頭、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橋位于市中心，上有各
人物五百余，身長不過1英寸；又有各船舶二十余，有的船艙門窗之上加有涼篷，顯系私人閑遊之用；在街上有小販發賣點心及刀剪，供應食物之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頭之攤擔至三層樓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皆張挂著一種旗幟，上有三條直線，好像現代的商標，甚可能因爲當日釀造是由家專利，此旗幟即爲店鋪之特許證。船舶、馱獸、駱駝、車輛以及牛拖曳之大車上所載各種筐袋圓桶等，證實當日京城擁有大量之商業。各店鋪之門招像是依實物描畫，船舶與建築物之構造全部逼真。各種物品之機械設計可以與時人文字之敘述互爲印證。 《清明上河圖》之爲一種曆史文件，舉世無雙。西方可與之比擬之圖景，只有貝葉挂毯製作（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數。在物質生活上講，12世紀的中無疑的已領先世界各。張擇端的傑作證實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都）的繁華現象。開封並非製造場所，即已有如是之商業，則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爲適宜，又有更多之資源，經濟發展之最高點且在張圖之一個半世紀之後，實際上其繁華可能超過圖上之描繪遠甚。由于繪圖者之耐，凡物一概不厭其詳，由此也證實了馬可.波羅所記載的情況（雖說這遊客有他大肆誇張的格）。
只是縱然如此，還有待學曆史的指出：這城市生活只替一個龐大的，並且以文辭見長的官僚機構服務。此和以後的現代歐洲不同，宋代中之商業並不能産生一種品物的全能交換（只有這種格才能産生新的管製方式）。張擇端圖上顯然缺乏信用機關、保險業經紀及律師事務所——凡此都未在當日出現。而《清明上河圖》上有一所醫生的住宅，門上標明其受有官衙之顧主，同時在文官系統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圖上顯明之出現，這表示在宋朝較進步的經濟部門不能成爲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導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據當日的標准，只是使一個龐大無朋的行政機構之管理人員生活舒適。它是一種被動的事物，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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