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中國大曆史滿洲人的作爲上一小節]，滿人成功，端在他們肅清了一個憲法上的死結。他們在17世紀給中
人提供了一種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時的漢人反而一籌莫展。朱明王朝業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數度勸誘崇祯帝禅讓，而由新朝廷給他封王，可是始終沒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舊布新，傳到民變的首領頭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諾，則事實顯然；可是朱由檢甯死而不屈，他的遺囑在群衆心裏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給李自成的打擊力量不亞于他自己投缳的繩索。他自殺之後，再也沒有一個明代遺民能夠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覺廉恥喪盡，良心有虧。
在實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財政上的改組，即已使帝的府庫充實，這也無非是嚴格執行明朝留下來的法律，有如張居正執政時。李自成既使稱爲賊，即很難不用暴力而能獲得同樣的成果。
這樣一來，明朝亡遺老就進退兩難了。傳統上孟子的原則，只要民情歡悅，君的出
不成爲問題。在這條件之下，他們沒有抗清的憑借。可是依照當日習慣，消極的承受就是變節，于是也免不了內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緊張的心境裏，名士吳梅村才寫下了一首抒情詩，指出當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個漂亮的女人。
有了這些複雜的穿
，反滿情緒也不能一時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覺到一生的名譽與對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區分。有些覺得做人的大節在此時受到考驗，有些在故居本地舉兵的，可能覺得保衛鄉土事關自已的身家財産，這也與做烈士的動機有關。
在長江下遊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發令。對男子的理發作規定，原來是中的老傳統，明代即規定頭發挽辔，以針在腦後；滿洲人則將頭發之前部及于腦頂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男子一律照辦，限10天之內辦畢，如不照辦則是違抗天命。漢人越覺得薙發爲一種被奴辱的置，而滿洲人執行命令的態度也越強硬，好像大帝的出全靠臣民遵命與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間全靠剃頭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學士私下裏議論這政策，立即被判殺頭罪，只因他與皇室接近沾恩以絞死執行。究竟有多少人決定甯死不願在這命令之前屈服，無從什算，因爲這薙發的問題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爲一
。
滿清另一個不榮譽的政策，爲大興文字獄。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謀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並將情節奏呈禦前。極少數例子，撰文者會直率地提出他們忠于朱明王朝，多數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從側面後面看來則似有對新朝廷不滿的嫌疑，例如有諷刺
的詩句、被禁止的字、非正規的辭語、諧音的文句等等。如果一項文件被認爲有謀反的罪名，不僅作者和出資贊助者被懲罰，也連累到讀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書者。在最嚴承的案情中，犯者被淩遲死，家屬被判死刑，或流放，或發放爲奴。即犯者雖已身故也剖棺割屍。當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連好幾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爲無罪而開釋。這類文字獄斷斷續續地執行到清鎮的前半期間，直到18世紀末年才停止。
然則所有殘酷生事的地方，抵不過各近代史裏提及的民族間的緊張。因著漢滿兩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們想到現在所謂的民族主義其實是近代社會的産物。在現代社會裏，文化上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上的利害，使每個人切身感到集之間在對外態度上有其獨特之，如因外界的幹預而使這些社會價值有劇烈的改變，必招致強烈的大規模反動。在17、18世紀時，滿清無意將中傳統作大規模更動，漢人也未曾覺得他們的文物製度整個地被威脅，所以受激動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極少數。
對大多數的民衆講，這一個半世紀（大概自清朝入關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滿清最初的4個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順治（本名爲福臨，在位于1644年至1661年）幼年登極，初時由叔父多爾衮執政。順治宗教思想濃厚，他既受耶稣會教士湯若望的影響，也對佛教極感興趣。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項標准上，符合了傳統中所謂內聖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決斷力。他在內主持大政，也帶兵領將馳騁于邊疆。在位61年，也正是滿清在中鞏固其統治的日子。他的臣民不會忘記，當南巡的時侯，船泊于鄉間，而皇帝燈下讀書至午夜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名胤祯，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卻嚴刻而有心計。他在這時注重紀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身及家事間的糾紛而對臣僚采取嚴密的監視，引起特務政治的擡頭。因他而流傳下來的偵探政事，帶有驚險的
彩。4個帝王的最後一個是乾隆（本名弘曆，在位1736年至1795年），在位60年。他井未在1795年去世，只是傳位于子而自稱太上皇，仍在幕後
縱事至1799年駕崩方止。全中曆史中，未曾有如此數代帝王，繼續不斷將開明專製政績保持到如是之久。四人個不同，卻都富于精力，也都稱能幹。他們對政局之用心，集說來也是特出。在朝代開始之日，皇位左右備有大批譯員，可是順治朝結束之前譯員已無必要，皇帝已熟悉漢語漢字。雍正只在咒罵時才用滿語。康熙與乾隆本身即是學者，只是他們漢學造詣的深淺，曆史家並無定論。
尚沒有充分說明的則是，此期間的和平與繁榮也由于各種有利的條件一時彙集所致。這一個半世紀之內，際貿易對中最爲有利：茶葉行銷于俄，生絲及絲織品見愛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時歐洲正值啓蒙運動擡頭，沙龍鼎盛之際，中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飾，與家具使西歐各首都表現著富麗堂皇。未漂白之棉織匹頭稱爲“南京貨”，初行于歐洲，後及于美洲。在工業革命前夕，中鄉鎮工業産品仍保持著一種黃昏前的質量優勢，直到西方超越中爲止。中所賺得的外彙有助益于傳統之農村經濟，由外輸入之白銀主要來自日本及菲律賓，經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貨幣量增多，加上庫及各省區的銅錢鑄造，更使流通加速。通貨雖膨脹但爲效溫和，在人口增加，耕種地擴大的環境裏，也無惡的後果。
17世紀80年代消滅吳三桂等三藩後，省下不少向南輸送的兵饷。于是稅收所得之銀兩可以向北撥付。這時候八旗製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
率兵8萬出塞，與蒙古領袖喀爾丹周旋，軍中有西方式的地車，爲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戰公認爲曆史上結束中邊疆遊牧民族以騎兵占優勢的轉折點，戰後喀爾丹可能服毒自盡。18世紀乾隆又繼續占領新疆，所拓領土至巴爾克什湖以西。
在這期間中與沙皇統治下的俄接觸，1689年尼布楚條約和1727年的恰克條約都在有清一代軍威最盛年代所簽訂，于是將北部疆域固定化。當日所轄地區遠較今日爲廣。
高麗（今日之朝鮮和韓）已在滿情入關之前臣服，這時候暹羅（今日之泰）、安南、不丹和尼泊爾也朝貢的屬。只有蒙古與西藏另有棲，滿清不以之爲家，但是其爲邊境的屬土，卻又與內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庫充實，于是诏令全人丁稅以公元1711年爲淮則，以後人口增加亦不增稅。按其實，皇思浩蕩，但臣民之所得卻不一定爲禦前所賜，因爲中賦役之“役”內的“丁”一向只是一相對的單位，可能沒有任何年代之丁數與成年的人口數完全吻合。各地區編造丁冊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後按丁冊征取人頭稅，也依中央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向下調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現出當日皇帝對現局有絕對的自信而已。
整個說來，清朝對明朝的製度很少更變。官員的俸給仍然是極度低薄，各員的額外收入，從各種既非違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來，例如熔解銀兩之“火耗”。雍正下令茲後將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規化，因之“養廉”成爲一種公開的名目，凡是經理財務的官員，都有是項收入。
滿清雖承襲了朱明王朝組織系統，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現和以前不同。最顯著的是，清朝前期在財政擴張之際，皇帝能行使之職權，遠勝于明末之帝王，他們在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長。清室堅持皇室之繼承問題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他們也讓皇帝之王稱爲“貝勒”者爲禦前的顧問。如皇帝未成年，他們正式指定攝政王，而不像明朝還假裝是由幼年皇帝實際作主。這樣使漢人的官僚分爲朋
借此爭辯，及以監察官倚靠抽象的名目爭執的辦法無從實現。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宮中，活動較受節製。
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滿漢關系與時增進。通用受禁止，實際上則一直未施行。好幾個滿洲皇帝有漢人的妃嫔，傳說 康熙及乾隆的生母均爲漢人。漢人參加政府的機會極少限製，只是最高的職位要和滿人分權。每一部的尚書（部長）二人，滿漢各一，侍郎（部長）四人，滿漢各二。大學士爲皇帝的秘書，也依法如是安排。1729年雍正創設軍機，在軍機“行走”的官員或爲大學士，或爲尚書，或爲侍郎，都由皇帝指派。他們同時又兼理原來的官職，所以這更增加了官僚權力，而減低了滿洲王貝勒的力量。以後漢人之任總督巡撫者也愈多。
因此，用現代眼光的學者想從清代的紀錄之中尋覓漢人民族主義的導火線，卻找不出來。在清朝入主之後所出生的漢人，仕清已不能算爲服侍異族之主。這是“他們的”帝，他們有出仕的義務。
《中國大曆史》滿洲人的作爲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