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00年前後，西方人因爲工業革命的成功，促進了文明大躍進，也開啓現代
家的序幕；但同時期的中，雖然出現實用主義學說，卻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屢戰屢敗的經驗，及往後一連串的文化罹難與退卻（文化大革命），致令“現代中”遲至20世紀才出現。
公元1800年拿破侖在意大利向奧軍進攻，傑弗遜和蒲爾在美選舉中相持不下，英首相庇特好象已經將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合並構成事實。中的乾隆皇帝曾自稱“十全老人”，死去不過一年，他的
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禦旨令他自裁，從他家中沒收的財産以億萬計。白蓮教徒的反叛已一發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們獲得廣泛的支持，政府軍一再宣稱叛徒已被擊潰消滅，可是事後看來他們的力量尚在擴大。因著兩廣總督的建議，皇帝下令禁止鴉片進口，不許白銀輸出已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這一連串發展，引導著一個新世紀的來臨，對中來說，這是一個失敗和極端困難的世紀。
從上一章所敘的光榮和成功的事迹來看，讀者不免要發問：何以中的由盛而衰竟有如此神速？
中作者通常強調朝代循環。當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達到成長的飽和點。旗軍的尚武精神至此業已消散，這也和明代的衛所製度一般無二，前所登記的人戶也不見于冊籍。雍正的“養廉”，雖說各主管官的薪給增加數倍，仍不能供應他們衙門內的開銷。更不用說官僚階級的習慣和生活費已與日俱增，而爲數萬千的中下級官僚，他們的薪給不過是聊勝于無。因此貪汙的行爲無從抑製，行政效能降低，各種
利工程失修，災荒又不適時救濟，人民铤而走險爲盜爲匪，也就事實逼然了，這一連串的發展前後見于中之曆史。在西方與中針鋒相對前夕，清朝已未戰先衰。
今日距當時即將過兩百年，我們的觀點因之似應伸長。前述四個皇帝的記錄初看燦爛光輝，但從宏觀的角度判斷已與時代相違。雖有剩余的款項來往手中，但他們從未用以改造上端組織或者加強上下之間的聯系，這時仍然沒有一個中央的金庫，全的收支仍是由收稅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統計無從核實。經濟方面縱有進展，但民法仍無長進，也不能相輔而行。中仍不過是一個多數農村的大集團。
也只是因爲我們又有了近兩百年曆史的縱深，我們可以看出中的改革，說來容易做時困難。多數農民只能集
地指揮，官僚既以1500個縣爲可以互相對換的職位，也不便令他們互相競爭以增進技術上的進步，唐宋的曆史已有殷鑒，第三帝要想領導全大衆，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
，那就只好著眼于意識形態的和諧了。當我們檢閱科舉考試的內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其倚賴于意識形態的情形極爲顯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就象一個龐大的“潛艇夾心面包”。上面一塊長面包稱爲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面包稱爲農民。兩者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
彩。當中的事物，其爲文化精華或者施政方針或者科舉製度的要點，無非都是一種人身上的道德標准，以符合農村裏以億萬計之的小自耕農的簡單一致。以這道德標准輔助刑法，中缺乏結構上的實力足以成爲一個現代家，她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
一個現代家，其社會由貨幣管製。內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務工作彼此交換，與其因此而産生的權利和義務全有法律明文規定。一個多元的社會成爲可能，是因爲它所需的數目字以公平觀念爲准則，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資支持。藝術家和自由職業人士互相競爭，贏得贊助者和雇主。現在看來，這種程序被稱爲“由封建製度進展到資本主義”實爲曆史學裏的一個錯誤安排。這說法將階級鬥爭的觀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種原則與程序全部抹殺置之不顧。也因爲這說法具有道德的含義，加上技術上的困難，使人不便將整個問題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東方和西方的不同發展。
清朝組織有它的特點，他不可能效法西歐的民族家。西方民間的自由源自于封建製裏額外頒發的城市特權。可是市民階級的資産力量，仍無從構成社會的大改造，只有際貿易增多，在全經濟裏的比重升高，商業財富的力量伸展到農業財富裏去，牽動了全局，才構成實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會。當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時服輸，只是抵禦不得，才無可奈何地承認改組，此後便以商業原則作爲施政的准據。同時中的情形，可自亞當.斯密所述一節看出，他說：“中曆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奮而人口衆多的家。可是看來她長久以來已在停滯狀態。馬可波羅在500多年前遊曆該，盛稱其耕種、勤勞與人口衆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該者所說幾乎一模一樣。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她聚集財富的最高程度業已到達。”
斯密所說中的法律與組織賦予存積資本之限製，無疑的合乎實情。明清政府構成時，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數小自耕農，可是後者的生産方式一進展到某種飽和點即再也無法增進。正如上面已經說過，600年來基本的農具仍是一模一樣。另一方面，現代商業需要廣泛的展開資金之借用，經理與所有權分離，各種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全盤分配。這三個條件能夠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機關強製執行。所以政府消極地不幹預個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務互相交換還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須有維護這種製度的贊助者、法官和警察。我們只用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財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斷言，第三帝既無力也不願盡到這樣的責任。中感覺到自身連用數目字管理的程度都還不夠，也只好提倡個人對自己的抑製，對人謙讓，但這樣，不可能在治理億萬人衆的範圍內，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說的停滯狀態也值得批評。沒有一個家可能先後停滯到好幾百年，實際上在這段長時間內，中經過好幾次政策的改變和反複。遠在11世紀，王安石就決心將宋帝財政片面地商業化。不幸地，當中一個失敗的原因，卻正是由于他的規劃缺乏商業資本和民間的支持，當時慘痛的結果，曆久而不能忘。這財政之展開既無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貢獻任何對策，至明朝才打開僵局，其辦法卻是大規模地全面退卻。從此中央政府不再身只手去掌握各種財政上的資源，而用預算及限額去節製其抽取與支用。政府本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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