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中國大曆史亞聖與始皇上一小節]，就算它各爲1500英裏吧。
都又務必有近接的各州環繞，那麼也可以讓馬裏蘭州直接與俄亥俄州接壤。這還不算，各州內的縣、鄉、鎮，也算全部方整。實際上如此磚砌的設計不可能全部認真的付諸實施，只是當日地廣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馬虎不計。上層領導人只憑一種抽象觀念即可以將全部人衆組織起來。
周朝的製度，向稱“封建”，英文總是譯爲feudal，其實封建製度與歐洲的feudalism（封建製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
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實質。大致說來兩方都是以世襲貴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諸侯．有王室的家屬、商之子孫，和現有各部落家的首長。他們按之大小，理論上以五等面積，封爲五級。這些諸侯各按所封地距王都城的距離而有不同的功能和義務。理論上封地都在九條大型方格的地帶裏，各與都同心。事實上這種方格在地圖上也畫不出來，況且當時西安也不是全的中心。可是這間架
的觀念則不難領會。
雖說有如此大刀闊斧而不合實際的觀念，周公很多的創設還是可以在事實上證明，而且下及纖細之。其中奧妙不難解釋：他所有組織家的方案著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規（natural law）。雖說遷就融通之所在必有，其下級則務必先竭心盡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時上級也不時向下級施加壓力。及至最後真是力不從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義影響，經常重視形式，超過實質，可算其來有自了。年久月深，當初技術上的需要，日後也就被認爲是自然法規之一部。
周公另一創製是將封建與宗法關系結爲一
。每個諸侯的疆域內，必有宗廟，它成爲地區上神聖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衆供奉，保持著一種准
屬的關系（所以時至今日，很多中人的姓氏，源出于當日部落家的名號）。在領域內不僅公侯伯于男的名位世襲，即主持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們在周朝成立時，即各在領地內擁有地産。他們也兼有軍事領導權。在周朝的前期，世襲的武士兼統治階層，與一般人衆有別。
周朝全的耕地據說構成一種“井田製度。一“井”，包括約40英畝方整的土地，每邊各以三分，割成9個等方塊，每塊約45英畝。八家農戶各耕耘外圍的8塊方地，並共同耕種當中一塊“公地”，亦即公侯所領之地。這樣的安排，不必全照規定一成不變的辦到，卻好像已在廣大的區域內施行。顯然當日農民認爲在中央地區無代價的工作，有如一種公衆的義務。流傳所及，今日中文字裏公衆之“公”也與公侯之“公”無別。
說是周朝創造了封建製度，井不言過其實。事實上周人借著封建，廣泛地推行了農業。因爲封建又與宗法相連，才保持了全局的穩定。這後來被稱爲“儒教”的和平共存的原則，日後被孔子一再稱頌，而將它歸功于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過實際，又盡力于儀節的種種特也與以農立的中結下幾千年的不解之緣。這也就是說周朝統治中達800年，不可能沒有留下永久的影響。有時即使曆史家也很難區分究竟某種特
是周之格抑是中人之格。
可是周朝王室在一個廣大的疆域內作爲多數農業小家的宗主，實際上保持著發號施令的力量，不過約250年。最初的世紀內，新耕地不斷開拓，“蠻夷戎狄”逐漸自漁獵生活改爲耕耘，周朝責成他們進貢，朝廷對各種爭端的仲裁也頗有力量。只是在公元前8世紀或甚至還要早時，以上種種積極因素逐漸失效。公元前771年，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毀滅，王被殺。王子東遷，以後的周朝在曆史上稱爲東周，從此政治上長期衰退，直到周的領域全被秦吞並，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
傳統上東周又被分爲兩個階段。可是兩段之間，並不銜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爲“春秋時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爲“戰時代”。如此稱呼，純系根據兩部曆史書籍而來。《春秋》是魯的史書，以春去秋來的方式記載前一階段的重要事迹。《戰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敘述秦統一之前約182年各間的軍事與外交，兩書各有獨到精采之。
在這兩階段間，中社會産生了一種革命的變化，衍進了好幾世紀才成定局。周朝的組織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維持一成不變的關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後，環境更變，這種安排已無法維持。原來各間的無人地帶，此時已不存在，各當面接觸之後沖突時起。外交問題，也影響到內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盤繼持他的軍事實力，喪失了這領域之後，對諸侯的仲裁也鮮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則是各的進貢也告終止。
可是全部經過，並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很顯然的，社會的流動起先使貴族間的等級不容易保持，繼之則連貴族與平民間的界限也被沖破。生産增加，銅錢開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東周末葉，以平民出身的學者也周遊列，說辯于諸侯之間，而尤其是進入戰這一段曆史上號稱“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政治哲學興起，既富有內容，又多品目，茲後2000年的中曆史中再也無此精到之。所謂百家爭鳴的百家，實際不過約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道家對世俗的權威無好感，認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他們崇信宇宙間的一元組織，願意回歸到原始的簡樸，抵抗各種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爲威迫或是利誘。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義、抒情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趨向。這些思
對當日政治之狂瀾不能挽救，只能使明達的人退而爲隱士。以後道家以一種“到自然去”的指向，策勵藝術家和詩人。他們主張的極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農民造反的場臺裏賦予大衆的意識，成爲他們解放的宗旨。法家和歐洲18世紀實證主義(positivist）的法理學家很相像。他們認爲法律表彰著統治者的意志，不受習慣的羁絆，也不受世俗的道德所約束。但是中的法家在整個社會需要團結與凝固的時候展開，因此不免留下了極壞的印象。通常他們支持獨裁者，以賞罰爲不二要義，而這些獨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則不外軍法和戒嚴法。
我們該如何說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亂？我們該如何解釋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勸說所有的王侯與政治家要具有恻隱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一樣的慈悲爲懷，另一方面卻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純正， 便不怕手段不純正，以致施行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現實主義，弄到焚書坑儒，而這些事迹都發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如果中曆史和其他各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異，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統一全。隨著青銅時代的終止，全立即展開政治的統一，這種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創造了一個驚人的紀錄，在此後千百年間樹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傳統。
傳說周武王渡黃河滅商的時候，有800個商的附庸，參加他的征伐。雖說我們無從證明每一個都是一個部落家，只以數目之衆，即表示當日自主之單位爲數必多。在春秋時代，紀錄留下了170個家的名目。當諸侯互相吞並的時候，其中之一——楚，就獨自吞並了百余中之40個。迄至孟子之日，只有12個可以在地圖上畫出，其中也只有7可以實際算數。這樣的兼並不斷的繼續下去，一直發展到周之封建所劃分的各疆域全部作廢，最後，所有土地歸一人管轄，治下延伸到東亞大陸的一大部分。
在東周的550年內，戰爭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春秋時代軍隊人數少，戰鬥不出一日，交戰時保持騎上風度。交戰者按儀節行事使戰鬥藝術化，符合封建時代的道德標准。一到戰時代，這樣文明的作風已蕩然無存，強已有今日歐洲各的疆域規模。作戰起來其凶殘也不下于現代人物。一到戰末年，每方投入戰鬥的兵員近50萬，實爲常事。野戰之後又包圍城市，可以連亘數月。有好幾個家已做到全民動員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個君命內15歲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個前線的重鎮集結。當時戰死的人數和加于俘虜的殘酷事例，不論是否經過誇傳，足以使現代的讀者戰栗。在這樣鮮血淋漓的紀錄中，不免令人懷疑許多作家提及中人的和平格是否名副其實。
中因秦而統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樁大事。如此大規模螺旋式的發展，其程度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無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無從全部縷列。可是有了現代科學的知識，我們自信可以將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此也可以看出爲什麼盂子提倡全慈悲爲懷這種平平之論，足以在如此的長時間內，得到如此熱烈的支持。亞聖與始皇，恐怕他們自身還沒有會到的時候，某些客觀因素已經把他們生平事業牽連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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