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中國大曆史第一帝國：樹立楷模上一小節]0英裏，自東北至于青海。公元前200年，他們曾號稱以30萬騎兵圍漢代創始者劉邦于今日之山西。上述數字可能誇大，但是無疑的，在重要戰役裏他們不難以10萬之衆，投人戰鬥，並且不必全數集結，而是在戰場上協定，分成若幹縱隊。因爲他們以遊牧爲生，在環境上占優勢，此即軍事理論家所謂“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當中
人尚要組織動員、裝備、征調、訓練之際，北方之勁敵則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驟。他們的及齡壯丁早已在馬背上，他們的武器就是他們的謀生工具。他們從來不缺乏流動
。
兩方交戰時其程序極爲殘酷，因爲戰場就是沙漠及其周邊的草原地帶，環境本來就蕭條。當兩方交鋒之際，絕無後撤退卻之可能，而以漢軍尤然。戰敗者固然難幸存，即戰勝者亦死傷慘重，逃
幾全不可能。俘虜數少，而交換之俘虜尤少。投降的則依例改換身份，從此終身夷狄。漢軍戰勝時則對部落之牛羊一網打盡，視作戰利品。反之遊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漢人，其慘酷少恩，也少幸免之地。漢代的征伐無非展開一種序幕，以後這兩種文化尚要長久地在曆史中膠結，沒有一方能以永久的勝利或全面的失敗改變局面。影響所及在中的文藝作品裏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愛心長，摩拳擦掌地發出好戰喜功的聲調。也有很多在吟詠間，表現著厭戰而盼望和平的衷曲。
漢武帝只在公元前110年巡視前方一周，此外再未履足于戰場。但是在征伐匈奴時他
自作全盤謀劃。他決定用兵的戰鬥序列，分配每一路軍的人員馬匹。每一戰役結束，武帝也定賞罰。
每一次典型的戰役有10萬騎兵參加。支援的步兵及後勤部隊又多出數倍，所以每次用兵，以牽涉到50萬人爲常態。漢軍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開，以搜索接近敵方，並預先訂好集結會師的時日與地點。他們通常在本軍外圍500英裏的範圍內活動。始終不遇敵軍的情況常有之，通俗情形是兩軍迎戰，爭鬥慘烈。公元前99年的戰役，中方面之死傷率達60％一70％，很少生還。公元前119年的戰役，漢軍雖獲勝，但是14萬馬匹出塞，不到3萬南歸。武帝長久的禦宇期間，前後執行這樣的戰役8次。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鮮，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並且也在青海與藏人交兵。
全部戰費爲數幾何？司馬遷略稱內地輸送64石的糧食只有1石運達前方的說法，雖然不能在事實上認作確切無訛，但他這句話至少暴露後勤問題的艱巨。並且武帝之戰略在于鞏固邊防，當敵方威脅既除，便大規模移民實邊，因之耗費更多。很多籌款的辦法因而産生，包括向商人抽資産稅，抽舟車許可證稅，以贖锾代刑罰，政府專利于鹽、酒及鐵，又直接參與經商。這種種征發，以及戰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權之趨勢有進無退。以下尚待說明，皇帝自與聞軍政，與漢朝宮廷之政治有極大的關系。
漢武帝是否因他的軍事行動而折斷了帝的脊椎骨？曆史證據不容我作這樣簡單的結論。即在匈奴戰事最gāo cháo之際，中境內的繁榮並未受影響。此中矛盾也給關心中曆史之人士一個機緣檢討一個具有恒久的問題：從紀錄著來，中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家。這稅收的基礎極爲廣泛而又非常脆弱，爲西方經驗所無。其中情形以戰時代魏之李悝所敘最爲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紀作《漢書》時，猶覺得這故事中有關稅收及財政一節在當日仍息息相關。他所說李悝的計算，有如下述：
一個農夫，帶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畝。每畝出粟一石半。全年收獲爲一百五十石。土地稅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糧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錢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舉辦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爲家室用度的爲一千零五十文。
服每人應費三百文，五口共爲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與喪葬之費不計，而因軍事動員之額外賦稅又不計。
李俚補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當糧食在市場剩余時由官方收購，不足則官方抛售。在武帝時代此項政策由治粟都尉領大農（糧食部長兼代財政部長）桑弘羊主持。桑從商人出身，在此時兼替公家牟利，以籌措一部分收入，補足軍費。這辦法一經他起用，以後在很多的朝代裏，還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計算成爲中專製時代的一般准則，與長城同樣恒久不滅。其數目字可以因時期而不同，但是這公式與原則即罄曆史家記憶也莫不如此。在這種政策下，農民總是被迫去開發生田，一到耕地經營成熟，總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産。所以中農民雖不受莊園管製，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農戶也是自耕農身份，也算得是一個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場之窄狹，他們也經常受高利貸及各種盤剝之苦。當政府收購或出賣糧食時，其業務非一班文學之士的官僚所能勝任，也缺乏適當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圓滿。簡而言之，政府經商涉及變動的數字，而農業之管製方式，則視一切爲定型。此中之缺乏協調，經常不斷地在中曆史中産生悲劇。當中得注意的是，以後有些朝代企圖部分地使其財政商業化時，總遇到強烈的反抗，沒有一次能有長久及圓滿的結果。以漢代來說，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規劃無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權的程度既已如是，中之官僚對于佃農之出現不得不重視。政府的實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農征取糧食及人力爲准則。大凡地主一出現總有威脅這稅收基層之趨勢。以上述例子看來，小自耕農亦無力再供應一個地主。只是中的作法通常忽視這全般情勢，仍受中央集權的影響。他們倡導小自耕農而不滿于地主，已半將他們自己管製的方便，混雜在人道的立場內。固然，只有均平主義而無經理上之縱深，在經濟思想上不能算是圓滿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籌謀之必要（如對付匈奴來犯），我們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爲“錯誤”。可以斷言的則是，稅收與土地占有有密切的關系，二者也需要與中樞行政配合。如是之牽扯構成中宏觀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
。
武帝期間之征發，民不堪命是對以上情形而言，這已由司馬遷和班固提及。漢代尚賦予省級（郡）官僚相當的權力，他們可以選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民之官，則始終缺乏封建
製裏領主與封域的密切關系。它的稅收爲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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