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中國大曆史名士成爲軍閥上一小節]支持叛軍。在更爲特殊情形之下，鄉村間之財富更可以促成變亂。
中
農村在曆史之發展上系以小自耕農爲主
，可是因之也構成組織上的弱點。小自耕農各自經營，每家每戶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這關頭又出現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當中的不平衡而産生緊張局面，外表看來向妥協和諧，實際已是小大之間的競爭。其演變所及，無法避免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逼。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油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绌，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周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家可能造成法製之基礎者，在中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農戶耕地既小．也無從雇請律師，覓取技術上解決爭端之原則。凡是有關借債、押當、失去取贖權（fore-closure）和強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種糾紛，很少能在中通過法庭有秩序的解決。一般情形之下乃是當地富紳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執行。而猶不止此，如果某一問題村民不能和平的解決，地方官更是無法合理的解決。儒家教養使他們不能不顧及窮人的困難，可是在維持秩序的原則之下，他們又不能將富家的利益置之腦後。他們的出路只有兩條，要不是勾結幕後有權勢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們以博得不畏豪強的聲名。下級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確切的規律而躊躇，其上級之
境也大概類是。以上簡單所述，因著螺旋式發展，成爲中農村史內紛見沓至的老題目。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當之：也就是所有的官僚與平民都確實遵守紀律。
後漢因“中興”而起，也就不容易對付這類問題。其契機已成，在維持現狀和不事更革的狀態之下，又加以當日半似宗教
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滿足，那麼整個朝廷也無從廓然更張向某一方向邁進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漢帝因爲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動，經過一段休養生息才得以複元。可是財富繼續集中于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債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至此只有打擾鄉村間的安甯。地方政府原來長于意識形態方面的言辭，而短于經理上的能力，如此一來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兩漢的提倡儒術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但也産生一種不良的影響——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他業可從。以知識爲本身爲目的，從未爲政府提倡。公元2世紀張衡提出一種高妙的想法，稱天爲
卵，地似卵黃。他在132年監製的地震儀，據說圓徑8尺，今日則只有後人挑出的一紙圖解作爲見證。與他大致同時代的王充不斷的指出，自然現象和人事沒有直接的關系。這兩位思想家都缺乏後起者繼承他們的學說，其著書也不傳。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學之前樹立石碑，上镌六經文句，據說每日來臨摹經文的學者聚車千輛。
以儒學爲做官的階梯，始自武帝。其所謂“察舉”和“征辟”乃是一種強迫的推薦製度。起先所舉者謂之“賢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舉“孝廉”一人。在後漢這製度推行穩定之時，大概每20萬人口舉孝廉一人。這樣的“選舉”，無從全部公正無私。被舉者又非如代議政治下的議員那樣參與議事，卻各授官職。其影響所及只有使被舉而得官者終生與舉者、辟者保持恩澤的關系，而將公事視爲次要。在這關頭，儒家習慣上重人身關系，而不嚴格的尊重法治，更能産生不正規的影響。城裏多數的太學生造成輿論的標准，只是他們專注于個人道德，經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觀標准解決問題的機緣更無從展開。
以上種種因素終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無可挽救的局面。經常每項爭端總是起源于鄉間，而終至驚動都。當地方官有心懲當地惡棍之際，經常發現他們後面有本地富紳作主，後者又與朝官勾連，有時尚倚恃宮中宦官作後臺。郡守縣令不得不強製執行。他們以道德的名義審訊，倉促的執法．即判人死罪，對方也予以報複。這一來兩方都走極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們家屬受害的程度與家強之被懲同樣深刻。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原本只能于現代社會發生，但在當日的中卻已發生。成千上萬的學生遊街示威，向洛陽的政府請願。大規模的拘捕被執行；黑名單也編成。數以百計的政治犯死于監獄，其中不少人的詳情從未公開交代。
在最後的一段沖突中，所謂
锢之禍，一方面有宦官的幹預．另一方面則有爲太學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與惡勢力之鬥爭。雖說以短視界看來，這種說法不算不正確，在長久的局面裏則這樣的結論卻使背景混淆不清。無疑的，漢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問題乃是地方政府之權力日漸淩夷。當日之邊疆完整無缺，及至局勢不可收拾時，朝中無政策上之爭執。都城內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鄉村中新興地主的支持，而爲舊有士紳排斥，其實兩方與官僚皆穿通一氣。公元135年的诏令，讓宦官之義子繼承他們的頭銜與家産，因此牽涉到各郡縣之地産，只有使問題更爲複雜。指責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沒有根據的。可是要說倘非如此原來已有合理合法的安排則與事實不符。如果當初確有有效理辦法，則違法之必已理要當，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後驚動朝廷。事實上，號稱公正嚴明之名士，也置已獲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則懲罰對方，殺害其
屬與賓客。在這樣無視于法律的情況下，終于造成整個政之瓦解。
公元189年兩方之決戰，宦官張讓質問大將軍問進：“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當時何進與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張讓之玩世不恭的態度我們不說，可是他這一句話卻提出一段真理，仍不爲當時人所洞悉。法律與紀律不同，它是社會上之強製力。要是下層對之已然漠視，上端也不會更爲認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須以一般現行生活狀態爲藍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執行必極端的困難。
漢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爲奇。這朝代創始時循秦製而采取一種三分政權的製。丞相總攬百官，禦史大夫管監察，大司馬主軍政。以後名號間雖常更變（如禦史大夫爲大司空，大司馬爲大將軍大司馬），其基本組織則不變。可是公元2世紀末期，原來設官分職的觀念已與事實上發生了很大的距離。監察的職責已由一個次層的官僚稱爲“司隸校尉”者擔承。此人具有現代家內“反對首領”之形象。隨著西漢之傳統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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