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中國大曆史名士成爲軍閥上一小節]曆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領著少數的隨從去西域。其人數最多時亦不過約1000名志願人員。班超之秘訣，在于以中
之威望作本錢。大概與中土貿易利潤優渥，使不毛地帶裏的綠洲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之兵征服遠，如是一波沖一
，將大漢聲威推抵裏海。有時他糾集的兵力達25000人，有次竟號稱7萬，全由蔥嶺以西的家組成。從長期的曆史上看來，班超在文化上和商業上的貢獻，超過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無法永遠把持，可是通商的駝馬隊一經組織，它們的足迹長期在曆史上留駐。由于大陸商隊貿易之活躍，包括果蔬和樂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傳入，豐富了中的文化內涵。
從以上所述看來，自後流傳于華夏之帝幾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紀便已存在。同時帝力之所及，也已盡量的向邊荒遠
發展。既然如此，爲什麼此後又有這麼多的變遷，牽涉到周期
的盛衰起伏？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問題不難解答。中自漢以來累積的財富，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無法阻止，也不能在製度上予以集中鞏固。這絕不是可以及早發覺並加以補救的問題。只因今日我們站在曆史的後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經驗，才能對漢朝的覆亡，提出較爲合適的解釋。
後漢創業之主劉秀符合時下所謂“士紳階級”之稱謂。他雖出于帝裔，只因年代長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遠。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傳到他的父
已不過縣令。劉秀年輕時以長于農業上之經營著稱。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還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黃不接時販賣谷米。有了這樣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屬的身份，後漢的朝廷曾被稱爲豪族集團組成的政府。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憑空武斷的說他們一意維護士紳階級之利益。當時並無這樣的法製，足以支持這類的政策，也缺乏意識形態的主張，可以鼓舞執事的官僚，參與這樣的一種運動。將私人財産權徹底明確的劃出，並且給予法製上的支持，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想對中初期專製時代有更確切的了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裏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裏具有決定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爲明顯。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
陽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見于自然現象。由于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化都是根據相同的內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麼宗教與政治間便不再是對立，而神聖與世俗間也不再有所區別。照這樣的邏輯推衍，則生與死便不再有明顯界線。所謂長生不過繼續著現世界之經驗而無其痛苦，那麼以浮雕來愉悅死者也已恰到好，而用不著贖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也使建築師設計時盡心竭力的構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觀務必包括一個整
的輪廓。
從《後漢書》裏我們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晝最短而黑夜最長的一天，自此以後即氣漸消而陽氣漸長。因此，每逢這一天，漢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時換著紅
袍服，所有的樂器也在那天經過一番調整。又將
與炭的重量量出來，以驗證季節對物重變化之影響。日晷儀上的影長，也在當日量出。只是我們無從確定如此這般的活動，僅在表彰陽交替之際，其影響及于各種事物，或是因爲實踐的參與可以促成其去而陽來。在當時人的眼光裏，可能認爲因參與而有推進之功效。
在漢代，尤其是後漢的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種種複雜的成分，可見他們認爲朝廷並不僅是人間的組織，如果再用它去維護某一社會階層的利益與特權，更是不成統。這並不是基于現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們認爲，天子務必對上蒼負責，而使治下的億萬生靈滿足愉快。劉秀的朝臣曾于公元54年勸他到泰山封禅，以便確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當時以天下蒼生尚未能安居樂業爲理由，拒絕了這項建議。不出兩年，他卻改變初衷，舉行了封禅禮。這當中自然有可疑之。什麼是安居樂業的標准？由誰來做判斷？答案雖然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 日的眼光看來，後漢之意識形態著重一切保持原狀，朝廷則冀望向各方一致討好。劉秀與王莽之鬥爭至爲短暫。他的帝實際上是從造反的農民及各地軍閥手中奪來，征伐的時間超過10多年。當初是因爲自衛和保持自己的人身與財産才舉兵，劉秀與他的將領當然從未忘懷于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讀經典，更加上在農村的實地經驗，知道社稷之安定，在于大多數農民之要求得到滿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調和。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更可以在行動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主張與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協與不走極端的用心設計。所以劉秀注重公衆建築之風，他也以學者的姿態討論符谶吉凶。他所追求的並非個人來生的幸福，而是帝在現世界之福祉。這種種舉措與言行，都載于典籍。由此看來，前述“自然宗教”、“家祭典”都與妥協和保持原狀的宗旨相表裏。這種漢代的思想系，劉秀和他的兒子劉莊都竭力提倡。
劉秀和劉莊在財政稅收上的表現也相當成功。他們的方針是將稅率極度抑低，可是在規定的範圍內亳不通融地執行。根據官方的資料，土地稅只有收成的1／30。前漢的鹽鐵專賣，在後漢業已累除。劉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隸爲平民。全面確定稅則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個郡守因所報不實而死于監獄。他們父子嚴峻而有心計。全納稅戶數在王莽時代一度急劇減少，但在劉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紀末，其數目不斷回升，自此可見新朝代的舉措合宜。公元2世紀情況略不如前。雖然不斷的與羌人作戰，宮廷內的生活也日趨奢華，可是庫仍然沒有大量的短绌。但是在對付私人財産時，後漢朝廷暴露出它在製度與組織上的缺陷，終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條件之，私人財産之膨脹總會産生問題。這私人財富可以立即變爲政治權力，有時這些財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場合之中角逐。司馬遷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全面叛變之際，西安的一個商人在3個月之內所貸之款獲利10倍。在這情形下，他所貸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軍，可是不同情況之下，私人之財也可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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