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一個人的聖經第3節上一小節]舍，衆人紛紛在洗臉洗腳漱口，准備就寢。年老
弱累得不行的早已躺下了。他沒有去井邊打
漱洗便鑽進被窩，沒時間拖延，得當晚趕到縣城，給融發個電報，來回四十公裏天亮前無論如何趕不回來。他得先溜進農場外的一個村子，找參加過他這派的l位幹部老黃借輛自行車， 帶老人和小孩下來的職工都分
在附近村莊農民家落戶。
等最後躺下的人熄了燈，鼾聲已此起彼伏。暗中他身邊的那老幹部不斷翻身，麥楷悉索直響，大概天冷暖不過身來還沒睡著。他悄悄對老頭說，肚子拉稀要去茅坑。旦一下之意，萬一查夜間起他人哪裏去了，就這麼打發。他想，這老頭不會出賣他。宣布審查之前他帶一個班勞動，總是把最輕的活分派給老頭，修修松了的鋤頭耙子，看看曬場，別讓附近的農民順手裝一口袋糧食走。老頭是延安時代的老革命，高血壓有醫生開的病休證明，可運動中傾向他這一派，爲軍代表不容也弄到幹校來了。
村子裏一片狗叫。老黃披件棉襖開的房門，他妻子還在土炕上被子裏，拍著驚醒了直哭的小女兒。他匆匆說了一下他緊迫的困境，說天亮前一定把自行車還來，絕不給他們夫婦惹麻煩。
去縣城的鄉間土路許久沒下雨，塵土很厚，又坑坑窪窪，騎在車上顛簸不已。風刮起來，灰沙撲面，嗆得喘不過氣來，啊，那早春三月夜晚的風沙……
還是在上中學的時候，他同他要求救的同學大融曾經討論過人生的意義，那是從一瓶墨開始的。融被收養在一個孤寡的老大大家，離他家很近，放學後經常上他家一起做作業，聽音樂。融二胡拉得不錯，也迷上提琴，可別說買琴，連暑假期間最便宜的學生專場電影也看不起。有一次他多買了張票給融，融一再推托硬是不去。他不明白，說這票只好
費了，融才說，看了會還想看，要上瘾的。可融不拒絕上他家玩提琴。
一天， 他們做完功課聽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一g大調弦樂四重奏…，融聽呆了。他還記得很清楚，他們沈默良久。當時他突然說，要知道桌上的這瓶墨並非藍
。融說，更確切，是墨藍。可說他，大家看到這顔通常都說是藍的，或墨藍，也就約定俗成，給個共同的名稱，其實各人看到的顔未必”樣。融說不，不管你我怎麽看，那顔總不變。他說顔固然不變，可各人眼裏看到的顔是不是同樣的，誰也無法知道。融說那總得有個說法。他說溝通的不過是藍或墨藍這個詞，其實同一個詞背後要傳達的視覺並不一樣。融問那這瓶裏的墨究竟甚麽顔？他說誰知道？融沈默了一會，說這讓他有點害怕。
下午的陽光黃橙橙射到房裏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質紋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連陽光照射的這實實在在的地板也變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這樣真實，不免也懷疑起來。人不可能了解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的存在全憑個人的感覺，人一死這世界也就渾渾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麽，活著還有甚麽確定的意義？
他上大學之後，融在農村修小電站，當了個技術員，還相互通信，這種討論繼續了好一段時間。這種認知竟動搖了他們在學校得到的教育，同爲人民服務建設一個新世界那確定無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於是懼怕生命消失，所謂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負都仿佛失去著落。現如今，卻連活下去都成爲沈重的負擔。
他敲了半個多小時縣城郵電所的門，臨街幾個窗子都敲遍了，終於亮燈，有人起來開門。他說是從幹校來的，有公文要發重報。寫電文時也很費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詞句，根據有關下放人員的文件規定，又要讓他這位多年斷了聯系的同學懂得事情急迫，盡快給他找個能落戶的公社，並火速電覆一個接受他當農民的公文，又別引起這郵電所發報人對他的懷疑。
回去的路上，經過只有幾間簡易平房的火車站，燈光昏黃，照著空寂的站臺。兩個月前，軍代表指派他和十多個算是身強力壯的青年，來車站接應他們機關新下來的大批職工、幹部和家屬，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幸免，整整一趟專列幾十個車廂，站臺上卸滿了鋪蓋卷，箱子、桌椅、
櫃之類的各家具，還有腌鹹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難。軍代表叫做
“戰備疏散”，黑龍江中蘇邊境的武裝沖突把京城的火葯味弄得濃濃的，連幹校也傳達了林副統帥簽署的
“一號戰備動員令”。
一口大缸搬下車來磕裂了，腌鹵流了出來，到
彌漫一
酸菜味。原先在機關看後院大門的老頭，仗著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罵，不知罵的誰，也沒人阻止，總歸他一冬的鹹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當前，寒風中裹住圍巾縮個腦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聽候點名分配到幹校附近的一些村子裏去。臉蛋凍得紫紅的孩子在大人身邊嗚咽，也不敢放聲哭鬧。
好幾個公社動員來的三百多套大車堵塞在站臺外，騾馬噴鼻嘶嗚，空中鞭子直響，比農村集市還熱鬧。農民們不是捏著事先分發的紙條子站在大車上吆喝，便擠來竄去，叫號領人。一輛小汽車卡在騾馬車之間進退兩難，領章帽徽鮮紅的宋代表披件軍大終於從車裏出來了，上了站臺，登上個木箱子，指東劃西。領導幹校的宋代表號兵出身，革命資曆算不了甚麽，可也算馳戰過疆場，卻指揮不動這幫農民的大車，越弄越亂。
從中午到天黑，人總算一車一車領走了，站臺上依然到堆的沒能拉走的家具和木箱。他和幾個哥們由軍代表指定留下來看守。別人都到車站的候車室去避風，他一個人用木箱和櫃壘起個擋風，又買了瓶燒酒和兩個摻了玉米面凍得硬梆梆的饅頭，鑽進蓋上帆布的角落裏，望著站臺上昏黃的燈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樣，借住到村裏農家。橫豎是種地，多少也可以有間土屋，
離人盯人的集宿舍，連說夢話都擔、心人聽見。
他想起一年前工廠和學校尚未由軍隊管製，到在武鬥，長江堤岸下的一個小客棧裏，同那無可藏的大學女生過的那一夜。
“我們命中注定是犧牲了的一代”，這姑娘給他的信中居然敢這麽寫，想必也於絕望的境地。
這是一個沒有戰場卻是敵人，設防卻無法防衛的時代。他已經到了無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農村有間屋，同個女人厮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別的奢望，可就連這種可能眼看也要喪失掉。天亮前，他騎車趕回村裏。老黃夫婦守了一夜沒睡，他們穿好了服，從北京帶來的煤爐也生著了，屋裏暖和起來。黃的妻子已經拼好了面，要給他做碗面湯。他沒有推托，晚飯沒吃，來回四十多公裏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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