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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傳(田本相)》第16章

曹禺作品

  初春的夜,淅淅瀝瀝的雨。窗外黑漆漆的,間或從監獄裏傳來一聲聲慘叫,打破了這靜谧的夜的安甯。他在屋裏踱著,本來就在苦苦地追索,此刻便更加躁動不安了。

  他正在構思《原野》。靳以正在主編《文叢》,又找曹禺索稿了。仍然采取邊寫邊登的方式,每當他進入構思階段,心情總是那麼不得安甯。

  南京同樣使他不能甯貼,偌大的中guo哪裏有一片樂土呢?他住在四牌樓,這住所原是馬彥祥住過的,斜對面就是guodang的“第一模範監獄”。在這裏囚禁著許多革命志士和共産dang人。陳獨秀也關押在裏邊。每當夜深人靜,或是白天沒有喧囂的時刻,常聽到犯人痛苦的慘叫聲音,有時還會看到裏邊的犯人做苦工的慘狀。這使他清醒地意識到,南京並不比天津更好些,情勢更爲險惡。

  打開報紙,映入眼簾的大字標題,除了那些刺激xing的桃se新聞,就都是一些不祥的消息:剿匪討赤、兵禍、shui災……都顯示著農民問題越來越突出了。而在30年代的小說中,農村題材被空前廣泛地引入進來,從谷賤傷農,豐收成災,農村破産,铤而走險,農民暴動到武裝革命……一一收入作家的視野。那時,只要是一個正義的作家,就不能不正視那些動蕩的現實,雖然他未曾在農村生活過,但他聽到的或看到的也夠多了。

  段ma給他講過的故事,一幕幕又展現在眼前了:她公公的死,婆婆的死,丈夫的死,兒子的死,那些慘象,如同他qin眼看見過似的。

  宣化,他所看到的拷打農民的悲慘情景又浮現在他腦海之中:那宣化府的大堂,東嶽廟閻羅殿的景象,以及打得皮開肉綻的血腥,都湧來了。

  還有童年時代,在老龍頭車站,望著火車遠去的“吐突吐突”的聲音,無際的原野,那天邊外的地方,是不盡的遐想。高大而神秘的“神樹”,鬼氣森森,童年望著它而引起毛骨悚然的感受,也膨脹起來,化爲莽蒼蒼的原野、沈郁的大地。種種的印象,在他飛揚的想象中化合著,交融著,鑄造著。現實的形象在奇妙的想象中變幻著,最初還是模糊的,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情感的精靈伴著形象,凝聚著,重疊著,交錯著,逐漸映出最明晰的場景和氛圍。曹禺說:《原野》的寫作是又一種路子。當時偶然有一個想法,寫這麼一個藝術形象,一個臉黑的人不一定心“黑”。我曾經見過一個人,臉黑得像煤球一樣,但是心地非常之好,他一生辛苦,可死得淒慘。我的思想境界又有了變化,一旦寫成仇虎和原來的想法又完全不一樣了。①

  或許他受過雨果的《巴黎聖母院》的啓示,那個敲鍾人醜八怪卡西莫多,就是一個長得很醜而心地十分美好的人物。但是,最深刻的創作動因,還是來自現實的激發。他說:我不熟悉農民,但是,我的那個naima給我講了許多農村的故事,公公、婆婆都上吊死了,丈夫死了,兒子死了,只一個女兒也沒帶出來,很慘啊!這是有原型的。仇、焦、花家,這三家原來是差不多的,很要好的。可能焦家寬裕些,等焦閻王在外做了軍閥的什麼連長、營長回來,就霸占仇家的土地。我是寫這樣三種類型:一種是焦閻王變壞了;一種是白傻子,他還能活下去;一種是仇虎他就活不下去了,沒有他的路。①我們不得不佩服作家的超群的想象力,那種驚人的創造的想象力。他不是魔術師,但卻具有魔術師那種奇異而詭谲的變幻術。他寫了奇異的人物,奇異的背景,織成奇異的沖突,演繹成一個奇異而誘人的故事。十分有趣的,是這出戲的命運,較之《雷雨》、《日出》也多少帶有奇異的se彩。自它誕生之後,幾十年來一直爭論不休。

  還是先把曹禺自己的創作企圖和闡述作些介紹。他說:“寫作《原野》時,和《日出》一樣,像登章回小說,先有大致的意思脈絡,然後就陸陸續續地寫,邊寫邊交稿,趕著發稿,有時就整夜整夜地寫,從天黑寫到晨曦,七八天就寫出一幕來,寫得非常順利。南京很熱,寫累了就外出到街上,夜晚有賣葡萄汁、甘蔗汁的,喝上一杯。《日出》之後,我似乎就覺得沒有什麼辦法了,總得要搞出些新鮮意思,新鮮招數來。我是有這種想法,一個戲要和一個戲不一樣。人物、背景、氛圍都不能重複過去的東西。《原野》是寫你死我活的鬥爭,仇虎有那麼深的仇恨,要複仇。應當說,楊帆對我談的一些道理對我是有影響的。”①他對這出戲的背景是這樣說明的:這個戲寫的是民guo初年北洋軍閥混亂初期,在農村裏發生的一件事情。當時,五四運動和新的思chao還沒有開始,共産dang還未建立。在農村裏,誰有槍,誰就是霸王。農民chu在一種萬分黑暗痛苦、想反抗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狀況中。②他對《原野》的種種說明,前後不盡相同,是有些差別的。他回答趙浩生的采訪時說:“《原野》不算成功,原想寫農民,寫惡霸欺負人。”趙浩生問他:“《原野》的主題是什麼?是仇恨嗎?”回答說:“對,是仇恨,恨那個惡霸,想報仇。”但是,稍後又作了修正,他曾對我說:“《原野》不是一部以複仇爲主題的作品,它是要暴露受盡封建壓迫的農民的一生和逐漸覺醒。仇虎有一顆火一樣複仇的心。”③如何來概括《原野》的主題,這是可以討論的,但他要寫仇虎的仇恨和複仇卻是符合實際的。寫農民複仇的故事,可以說是太多了。問題在于曹禺是怎樣開掘這個故事的,《原野》的新意在哪裏?曹禺曾說:仇虎的複仇觀念是很強的很原始的,那個時候共産dang沒出世,世世代代的農民要想活,要反抗欺壓,就要複仇。仇虎要殺焦閻王,但他死了,所謂“父債子還”,就要殺大星。可是他和焦大星小時候是好朋皮,下不了手,矛盾極了。殺了之後,精神恍惚了,yin曹地府好像出現在眼前,那個閻王還是焦閻王。最後一幕是寫現實,也是象征的,沒有出路。有人說,仇虎那麼聰明、有力都沖不出去,那是象征沒有路。

  如果說,《原野》只是寫了仇虎的複仇過程,那不過是重複了一個陳舊而又陳舊的故事。曹禺的獨創之chu,也就是說,他所謂的“另一種路子”,就是把這個複仇過程著重地寫成是仇虎的心理,甚至他的潛意識的演變過程。這方面,它把xing格發展同心理過程演變交織起來,是相當深入而細膩的。而這些,就深刻地寫出仇虎那種很強烈很原始的複仇觀念,這就從仇虎的內心沖突、激化、演變中反映出千百年來封建文化,是怎樣沈積在一個農民身上的。當然,也有農民的狹隘的意識,是怎樣在啃齧著他的靈魂。仇虎的強烈仇恨,無疑有著他的現實的根由的。焦閻王把他的父qin活埋了,土地霸占了,心愛的人被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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