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曹禺傳(田本相)第18章上一小節]的後方醫院要寫成是“省立”的，這樣寫是不是要影響政府；二是爲什麼院長的小老婆要叫“僞組織”，當時汪精衛已投靠日本，在南京組織起僞中央政府，蔣介石和汪精衛暗中勾結，檢查官老爺以爲這是影射蔣汪勾結；三是爲什麼丁大夫的兒子丁昌要唱《遊擊隊之歌》；四是最後一幕丁大夫在歡送抗日傷兵病癒後重返前線時，把一個傷兵送她的紅肚兜揮舞著，問爲什麼這肚兜是紅
的？還有，潘公展問，爲什麼醫院裏不挂蔣委員長像？爲什麼末了讓丁大夫說“大都克服了”？這一系列的質問、強迫修改的無理要求，使得曹禺十分氣憤，可以說，他還是第一次面對面地聽到這種無理的指責，這不僅使他感到蒙受侮辱，更使一個充滿正義感的作家的創作尊嚴遭到侵犯。他義正詞嚴地回答他們說：丁大夫爲什麼說“大都克服了”？“大都”是北京，收複北京有什麼不好？就是把日本人趕走了嘛！這是我的希望。
丁大夫搖紅旗？她哪兒有紅旗呀！那是丁大夫治好了一個小傷兵，他祖母感激，送給小丁大夫的一個紅肚兜，是鄉下人的小意思，保護肚子不受涼，曆來兜肚都是紅的，不用別的顔。這是風土人情，爲什麼要改？
曹禺據理力爭，寸步不讓。潘公展雖然表面上還裝出一副客氣的樣子，但仍然堅持要他修改。曹禺就毫不客氣地說：“戲怎麼寫？作者最有權利，到底是你們懂戲？還是作者懂戲？寫戲還得聽我們的！”
經過反複的較量，做了一些小的修改，終于在重慶公演了。正如沈蔚德回憶中說的，“經受住風霜之後的花朵是會更鮮豔的，它受到廣大觀衆的熱烈歡迎。這首先是由于它符合時代要求，鼓舞了人民抗戰救
的熱情。其次，它是曹禺同志繼《雷雨》、《日出》、《原野》之後的一個新戲，也是一個思想
藝術都較高的好戲。再加上張駿祥這樣一個好導演的藝術再創造，更使這戲生不少。至于演員，除少數青年教師外，主要是劇專高班同學，不同于專業劇團的演員，但是由于抗戰熱情高漲，態度嚴肅認真，博得了觀衆的好評”。①《蛻變》是抗戰初期湧現出來的一個比較成功的劇作，它被許多劇團演出，既有專業劇團，又有業余劇團，它的演出效果是極好的。１９４１年，上海苦幹劇團的演出尤爲激動人心。據記載：“第一場演出，就引起全場愛熱情的高漲，臺詞不斷爲雷動的掌聲所中斷。劇終以後，連續謝幕三次，很多演員和工作人員都在後臺激動得流了淚。《蛻變》的演出，經過整整一個月連續滿座以後，到１１月１２日孫中山先生誕辰這天，觀衆的愛熱情出現了新的gāo cháo：當結尾劇中人丁大夫向抗日戰士講話時說到‘中，中，你是應該強的’時候，池座裏大聲地喊出了愛口號，一時整個劇場都沸騰起來。閉幕以後，觀衆還不斷鼓掌，許久都不願意離開劇場。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不引起租界當局的注意，到第二天，工部局就橫暴地對《蛻變》發出了禁演令。”①由此可見，《蛻變》是多麼真摯地反映了廣大群衆的愛心聲，又是怎樣熱烈地鼓動起群衆的愛熱情。但是，《蛻變》的演出效果同對它的批評，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是強烈而激動人心的演出效果，一方面卻又是來自批評家一些責難，當然，也有贊賞。如最早的關于《蛻變》的一篇評論，是谷虹的《曹禺的〈蛻變〉》。他說：“從《雷雨》到《蛻變》，作者所走的道路是進步的，在主題上，從《雷雨》的描寫家庭的悲劇，以至《日出》描寫的社會悲劇，以至《原野》的對于人的發掘，以至《蛻變》中新人的産生，已是逐漸進入了正確和積極。在《蛻變》裏，劇的沖突，已不僅是登場人物相互間的沖突，而是一種新舊之間的沖突——一種蛻舊變新的沖突；在技巧方面，也從《雷雨》的纖巧，《日出》的紛雜，《原野》的粗野，而達到《蛻變》的簡樸有力。所以，我們可以說，《蛻變》是曹禺創作路程上的一塊新的紀念碑。”同時，他又在“典型環境”刻畫上提出批評，以爲“作者向我們顯示這醫院的蛻變，是由于少數賢明官吏的事，他過分強調了梁專員個人的英雄作風，這是本無不可的”；但是，“應該指出産生這個英雄的曆史背景。這樣，才可以使得我們的英雄不會成爲神話。所以，人的因素和曆史的因素應該互爲結果。作者有機的配合，才能夠正確地把握它，這便是所謂‘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格’的問題”。因此，他進一步指出，由于“作者沒有把握住典型的環境，以致所創作的新人物，也成爲不真實的了”。“尤其是梁專員這個人物的格，都不是現實的”，“令人有‘蒼龍圖再世’的感覺”。但是，谷虹肯定了丁大夫的形象，“在現實中雖然很難看到，但作者大膽地把她當作一個指導的典型而提出，這一點我們完全贊同”。總之，他認爲《蛻變》“是我們抗戰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雖然它存在著一些缺點，但並不足以損害其藝術價值”，“在技術上，我們抗戰中的許多劇作，還沒有出于其右者”①。繼之，便是胡風的《〈蛻變〉一解》。他說：“在《蛻變》裏面，作者曹禺正面地送出了肯定的人物。這不是說他的別的作品裏面沒有送出肯定的人物。但只有在這裏，他的肯定的人物才站在作品構成的中心裏面。更重要的是，只有《蛻變》裏的肯定的人物，才正確地全面地和現實的政治要求結合。或者說，向現實的政治要求突進。作者的藝術追求終于和人民的願望所寄托的政治要求直接地相應，這就構成了劇本的感染力的最基本的要因。”但是，他的筆鋒一轉，便指出“作者所用來表現政治要求的，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傷兵問題”，而作者“所選取來面對著這個嚴重的大問題的人物，又是一個孤單單的女”，那就是丁大夫。“作者也使她得到了勝利，但他卻用的是只手扭乾坤的方法。那就是‘喜從天降’的梁專員的出現”。他認爲“這位梁專員，雖然帶著形象的面貌，但與其說他是一個格，還不如說他是一個權力的化身……由于梁專員，圍繞著她的一切都化腐朽爲神奇，于是，由汙暗走到了作者所設想的緊張熱烈，再走到了莊嚴光華的境地。作者不仁，把這位梁專員當作替他卸去曆史負擔的刍狗，這刍狗式的人物，到第三幕第四幕，尤其是第四幕，就侷促地容身無地，因爲，作爲權力的化身的他的存在，已經不能再有作用了”。最後，胡風說：“就這樣地，作者完成了他的主題，實現了他所企圖的‘蛻’舊‘變’新的氣象；但可惜的是，這個崇高的人格同時也就淩空而上，離開了這塊大地。她實際上並沒有走過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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