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嘉陵江上籠罩著一層淡淡的
氣，碼頭上是噪雜的，各種叫賣聲，輪船的汽笛聲在江面上回蕩著。朝北碚開去的輪船上，擠滿了乘客，不少是從市區到北碚上班的人，一張張焦慮愁苦的臉相，顯得異常的沈寂。船在航行，江面上迎面吹來的晨風，
潤而涼爽，使悶在山城裏的人，得以呼吸一點清新的空氣。
曹禺又和葉聖陶會面了。他們都在複旦大學任課，是經常在船上碰面的。一路上，倒是他們暢心談天的時候，曹禺對這位前輩是十分敬重的。他清楚記得，還在《日出》問世的時候，葉聖陶寫了《成功的群像》，那篇文章雖然很短，但卻對《日出》有一種會心
己的贊揚，說《子夜》和《日出》“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興作品，而是一刀一鑿都不肯馬虎地雕刻成功的群像”。並且說，《日出》的“裁是戲劇，而其實也是詩”。他曾爲這樣的批評而得到鼓舞，那是很能會作者創作甘苦的批評，這就使曹禺對葉聖陶更加敬重了。現在，經常會面，
自聽到葉聖陶的見解，對他來說，確實是難得的好機會。曹禺說：１９４２年，我和葉老都在複旦大學教書，學校在北碚，我們都住在校外，經常是兩個人碰到一塊。在船上我們談得十分投機。我從學生時代就讀葉老主編的《少年》雜志了，他的小說我也讀過，他那種洗練的文筆，雕刻人物的功力，是令人敬佩的。但我常聽到關于他的爲人種種，特別是他對後進的獎掖和提攜，我的《日出》他就自寫過批評，如今我仍能記住，他確是一位寬厚長者。我能喝一點酒，葉老常拉上我一起到酒館裏去喝“渝紹”，就是重慶釀造的紹興酒。他很健談，
格開朗，給人以強烈的感染。我如今還記得在船上，在酒館裏葉老的神情，我從他那裏得到教益，是很難忘懷的。①
在重慶，過往最多的還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裏，每次到那裏，就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從那裏得到溫暖，得到鼓勵。他說：
巴金的愛人蕭珊是一個很善良很賢慧的人，我是非常敬重這位大嫂的。在重慶時，我窮得不得了，有時一天就啃兩個大燒餅，有時連燒餅也啃不上。在這種時候，我就跑到巴金家裏，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愛人來招待。那時，巴金家裏每天都有客人，經常有一桌窮客人。其實他並不富裕，但人們去是要從他那裏得到友情和溫暖。我住在他家樓上，他和他愛人住在一間十平米的小房間裏。有時，他手頭寬裕時，就約我到甯波館子去打牙祭，巴金對誰都那麼好，他永遠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長；他對朋友永遠是那麼厚道、寬容、友愛！②他改編的《家》，于１９４２年夏季
稿，１２月就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經過巴金自校閱。話劇《家》的創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結著他們之間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創作上，他始終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堅實的支持，得到這位兄長的關心和愛護。
在中
的作家群中，曹禺的生活和創作道路是比較平坦的，他確是個幸運兒，也許是因爲他那樣年輕就寫出了才華出衆的作品的緣故。巴金好象就是他的守護神。不僅僅是巴金，還有其他的朋友，特別應當提到周恩來同志，在那些激蕩的鬥爭年代，他對曹禺是格外關心和愛護的。
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他收到周恩來同志的信，在信中談到他的《雷雨》、《日出》，是一片惜才之情，愛才之心，是學長般的關懷，是朋友間的赤誠，並特地邀請他去曾家岩五十號做客。之後，他不止一次去看望周恩來同志。曹禺是這樣深情地回憶的：
那個時候，只要去曾家岩，走起路就腳下生風，心裏頭也暢快極了。一踏進曾家岩的小門，就覺得把民
陪都的汙濁都撇在了外面，在這裏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一眼看到周總理的切微笑，陽光就照進了心中。那時，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很窮的，有時吃不飽肚子。周總理知道了，邀我們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飯。重慶的冬天，十分
冷，周總理看我穿著單薄，送給我一塊延安紡的灰
粗呢，讓我縫
禦寒。
後來，我向周總理提出想到延安，想離開統區的醜惡和暗。周總理循循善誘，要我留下。他說，這裏需要人，統區也一樣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後來，我逐漸看清了，筆就是一種用來戰鬥的武器，我應當握著它，爲祖，爲人民，爲無産階級而寫。①一次，他和周恩來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學看望老校長張伯苓先生。張伯苓是堅決抗日的。“七七”事變前夕，他就預感到日本人會對他進行報複，就在重慶選擇了校址，准備著一旦戰爭爆發，就把南開遷到內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軍隊派飛機轟炸了南開大學，他多年奔波精心經營起來的美麗校園，在這次轟炸中幾乎成爲一片廢墟。重慶的南渝中學在抗戰烽火中又屹立起來了。他就在南渝中學的家屬宿舍裏，和師生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學生，周恩來、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門生。看到他們來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憶說：
我和周總理到南渝中學去會見張伯苓校長，老校長留我們用飯，在座的還有九先生張彭春。席間九先生和周總理展開了討論，九先生對共産的主張不以爲然。而周總理非常泰然，心平氣和地向九先生解釋說：“你說的不對，不符合事實。”用許多事實來說服九先生。老校長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聽著。告別出來，我搭乘周總理的汽車，在半路上他讓我下車，說，“你不半路下車，叫民特務看見，就把你當共産抓了”。這次同去張校長家裏，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老校長十分尊重，對九先生的意見，也很耐心地傾聽，他總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悅誠服。②周恩來同志對曹禺的關心和愛護是十分感人的。吳祖光曾談到一件事，他說：周總理對曹禺是格外關心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後，要在上海創辦《新民晚報》，約我去編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報館給我買好了去上海的飛機票，是１９４６年元旦這一天的票。臨行前夕，我去看望周總理，到了曾家岩五十號，我向警衛人員說明來意，警衛說周總理正在開會，這樣，我就不敢再打擾他了。但很快警衛人員又趕上來，說周總理讓我回去見他。他同我談了兩個小時，我記得很清楚。他幾乎用了一半時間詢問曹禺的情況，問是的寫作情況，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問得相當詳細。從這件事可看出周總理對曹禺的愛護和關心。①在那大夜彌天的年代，周恩來同志無疑成爲曹禺心上的一盞指路的明燈，照亮他前進的路程。曹禺對的認識，對的感情，對所抱的希望……
曹禺傳(田本相)第22章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