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的“霧季公演”，到１９４２年５月，在重慶共演出３０多出話劇，迎來了重慶話劇運動、也是中
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而《屈原》的公演則是它的gāo cháo。
在重慶這樣一個幾十萬人的城市，有五大劇團，即中華劇藝社、中劇團、中萬歲劇團、中央青年劇社、中藝術劇社同時演出，向著黑暗統治進行沖擊，喊出了正義進步的聲音。
當然，鬥爭也是艱苦的。民
頑固派千方百計來破壞進步的戲劇運動，他們把陳铨的《野玫瑰》推出來，來诋毀《屈原》，民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公然叫喊：“哪個說《野玫瑰》是壞戲，《屈原》是好戲，那個人就是白癡。”他的話成爲笑柄，即使民的報紙也沒有爲《野玫瑰》叫好。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黃金季節，曹禺的劇作一部又一部地被搬上舞臺，《蛻變》、《北京人》、《家》、《正在想》、《鍍金》，還有《雷雨》、《日出》和《原野》，爲這黃金時代增添著熱鬧和光彩。１９４３年１月，一個戲劇刊物《戲劇月報》創刊了，曹禺、郁文哉、淩鶴、賀孟斧、陳白塵、趙銘彜、陳鯉庭、張駿祥、潘孑農九人組成了編委會，在創刊號的“本報特刊稿件預告”欄中，公布了曹禺的《三人行》即將問世的消息，曹禺還寫了一篇《創作經驗談》。同時，他還投入《安魂曲》的排練和演出。２月１９日，他應邀到上清寺儲彙大樓重慶儲彙局同人進修服務社講演，題爲《悲劇的精神》；２月２８日又在重慶文化會堂發表演講，題目是《我們的學習》；３月２７日，他出席了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五屆年會，在這次會上當選爲理事。從這繁忙而緊張的日程中，可看到他的滿腔熱忱。但在那種交織著欺詐壓迫的黑暗年代，他心中更多的是憤慨和激怒。面對著令人憤慨的現實，他依然像過去一樣，更加熱情，更加深刻地思索，也更加明確了應該歌頌什麼和反對什麼。他的講演《悲劇的精神》，可以代表他當時的心情，也表明了他的態度。他好像是講戲劇美學，而實際上卻緊緊地抓住現實，進行抨擊和批判，明白地提出在那抗戰的艱苦年代，到底需要怎樣一種“悲劇的精神”。
一開始，他便對“庸人的‘悲劇’”進行批判，他說：在我們中間，有這樣一類人，一向是在平和中庸之道上討生活，不想家的災難，不願看人間的悲劇，更不願做悲劇中的人物，終日唯唯諾諾，謀求升發之道，取得片刻安樂，對一切事物都用一副不偏不倚的眼睛來揣摩，吃飯穿
，娶妻生子，最後壽終正寢。
他猛烈地攻擊這種庸人的“悲劇”；同時，他又正面提出，真正的“悲劇”究竟是什麼。他說：我說的悲劇是另外一種。它是抛去猥瑣個人利害關系的。真正的悲劇，絕不是尋常無無食之悲。一個小公務員，因爲眼前困難，家庭負擔重，無法過下去，終日憂傷，以至病死。青年追求愛人，一再表演，都被拒絕，終于跳江自殺。這些能稱爲悲劇嗎？他們除了表現個人的不幸外，與家、社會沒有任何其它內在關系，這不能稱爲悲劇。悲劇要比這些深沈得多，它多少是離開小我的利害關系的。這樣的悲劇不是一般人能做它的主角的，有崇高的理想，甯死不屈的精神的人，才能成爲悲劇的主人。在闡明什麼是“真正的悲劇”，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爲“悲劇的主人”之後，他進一步地提出“悲劇的精神”的課題，也就是這次演講題目的主旨，他說：悲劇的精神，應該是敢于主動的。我們要有所慾，有所取，有所不忍，有所不舍。古人說：“所愛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這種人，才有悲劇的精神。不然，他便是弱者，無能。無能的行爲，反映到文章上，號悲訴苦，乞憐于惡人、敵人（無論是自然的、社會的、政治的）的腳下，便是可笑的庸人，不是悲劇中人物。不想轟擊現實，一再忍受無理的摧殘，不想舉起刀劍反擊，那是一只躲進洞裏、永不見陽光的耗子，是令人厭惡的動物。活著，像一條倒臥的老狗，捶下去不起一點反應，從這裏怎能生出悲劇？
在他看來，莎士比亞筆下的勃魯托斯才具有“悲劇的崇高精神”，屈原是有悲劇精神的，諸葛武侯是有悲劇精神的，嶽飛、文天祥也是有著可歌可泣的悲劇精神的。接著，他就闡發了“究竟怎樣才是悲劇的人物”的問題。
首先，他認爲悲劇的人物要具有火一樣的熱情。他說：“悲劇的人物，首先要富有火一樣的熱情。‘晚來唯好靜，萬事不關心’，一味恬淡、超
的人不會有什麼悲劇。聰明自負，看破一切，是可鄙的人，這種人可以‘不滯于物’。自命修養上‘可貴’，但這種人多了，一個民族也就可悲了。”他認爲像屈原、諸葛武侯等這樣的悲劇人物，“他們有熱情，有‘至
’，有真正男子漢的格。他們有崇高的理想，追求著，奮鬥著，願爲這一理想的實現而抛棄一切。屈原說：‘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他又說：‘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惟有熱情、至的人才能演悲劇；爲公衆的高尚的熱情和‘至’才是構成悲劇精神的要素。”
其次，他認爲悲劇人物要具有“崇高的理想，不斷地爲它努力，爲這個理想實現，舍開一己的利害，是超出了小我的範圍的”。同時，還“要有一種雄偉的氣魄”，他稱之謂“雄風”。在他看來，“民族要存在，中要立足于世界，我們要救亡，要反抗，自來中人民是吹著雄風的”。表現了他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他還說，“悲劇的主人大都是失敗者，但‘失敗’的人物中不少是偉大勝利的靈魂。‘成者王侯，敗者寇’的觀念應該推翻。這種觀念的基礎，只著眼于‘成與敗’，不想到‘是與非’。立足真理，有所作爲的人，是正義與信念激揚砥勵他這樣做。學習成功者，容易。從失敗中看見真理而爲之奮鬥，那是難得的。偉大人物，常常在悲劇中才能看見。理想是推動的力量，失敗盡管失敗，但絕不妥協。悲劇人物有一種美麗的、不爲成敗利害所左右的品德，他們的失敗，不是由于他們走錯了路，而是由于當時種種環境的限製。艱難苦恨的道路，早晚有走通的一天，一時走不通，他卻勇于承擔真理的責任，追求到底，這就是中外古今的革命家、文學家、科學家，使人永遠敬仰的力量。悲劇的精神，不是指成功的精神，如果能從堅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氣魄去
會悲劇的精神，中的將來便會離混沌的局面，成爲一個自強不息、獨立富強的中。”
這篇講演是值得注意的。它決不是曹禺一時心血……
曹禺傳(田本相)第23章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