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是短暫的，但卻是迷人的。
垂柳枝條在溫煦的春風中顯得格外柔軟，鵝黃的嫩葉著實惹人喜愛，丁香花，一團團，開得熱烈而喧囂，把春天點綴得更加
媚。曹禺的心情，就像這春天一樣的美好！
他依然是那樣忙碌，有迎接不完的令人興奮的工作。
他同焦菊隱、歐陽山尊、趙起揚一起，討論了在首都建立一個專演話劇的
家劇院，這是他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眼看，這座劇院就要誕生了，怎能不讓他感到欣慰。
４月初，他又同丁玲等一起去莫斯科，參加果戈理逝世１００周年紀念活動。在莫斯科，他不但參加了紀念大會和果戈理銅像揭幕典禮，而且欣賞了許多戲劇的演出：普希金的歌劇《鏟形皇後》，高爾基的話劇《布雷喬夫》，維希涅夫斯基的話劇《列甯在一九一九》，莎士比亞的《無事煩惱》，歇爾頓的《造謠學校》，莫裏哀的《僞君子》，博馬舍的《費加羅的婚姻》等。特別是看了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的契诃夫的《三姊
》，他感到演出仿佛把契诃夫的靈魂都召回來了，他沈浸在偉大藝術享受的喜悅之中。此外，還訪問了梯比裏斯外的薩姆哥爾川地，斯大林格勒，蘇米湖附近的集
農莊。
回不久，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２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誕生了，他
自擔任院長。
這一年，最使他興奮而又焦灼的，是他開始了新的劇作的創作准備。年初，周恩來總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長談，詢問了他的生活和創作情況。生活是愉快的，可以說安排得很好；而創作，回答起來就一言難盡了。如果從１９４７年寫《豔陽天》算起，已有５年沒有寫出新作了。周恩來希望他重新拿起筆來。當然，他不是不想寫作，他內心也時常蒸騰著創作的激情，他到過工廠，到過農村，曾搜集了不少資料，但不能開筆，這是因爲他對工農的生活還不熟悉，加上他在創作上曆來要求自己甚嚴，他不願意倉促成篇。另外，他還拿不准究竟該怎樣起步，修改《雷雨》和《日出》之後，已經聽到否定
的反應，究竟該寫什麼，怎麼寫，對他來說似乎都成了問題。他覺得對知識分子還比較熟悉，想寫知識分子的改造，但還不能定下來。他向周恩來同志談了這個想法。周恩來同志認爲這個主題很重要，很值得寫，同時認爲曹禺對知識分子比較熟悉，寫起來駕輕就熟，支持他大膽地去寫。在談話中，周恩來同志還對曹禺談了中知識分子的特點，中知識分子的發展道路。這次談話使他增強了信心，下定了寫的決心。
很快，北京市委爲他作出安排，讓他隨著北京市委工作組參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師思想改造運動的工作，並且確定以協和醫學院作爲他深入生活的點。大約有三個月的時間，他蹲在這個學院裏，同教授、專家交上了朋友。院領導的會議，民主生活會，門診，住院部，手術室，凡是他覺得該調查了解的人和事，都作了認真而詳細的調查，各種記錄就記了２０多本，積累了大量的創作素材。
協和醫學院是美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資創辦的，它完全按照美醫學院的組織機構和教學秩序來辦學，長期掌握在美人的手中。它擁有最現代的醫療設備，也集中了一批高級的醫學專家，但是，這個醫學院猶如一個中之“”，一切都是美的製度。在這種條件下，教授專家無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資本主義文明的影響。新中成立後，教師們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個別教師思想反動，一些專家教師不問政治，當時，抗美援朝運動正在展開，就越發顯得這個高等學府受美影響之深了。
曹禺在這裏搜集了大量素材，但如何寫卻始終困擾著他，使他遲遲不能動筆，直到１９５４年４月初才開始寫作，到７月中旬寫完，前後共三個半月。寫作方式，是他口授，秘書吳世良記錄。據吳世良說，每天上午９時到夜晚１１時，幾乎不間斷地進行寫作，有時，連星期天也不休息。在口述時，曹禺往往很激動，完全沈浸在劇中人物的情感之中。①他一面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一面排演，每寫完一幕就送給醫學院的領導和教授專家看，征求他們的意見。
對曹禺來說，這次創作是十分艱苦的。苦就苦在創作方法同過去不同了，創作思想上也經曆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變動。過去寫劇本，在構思階段，首先湧現出來的常常是一個人物，一個場面，一段情節，逐漸地形成整個劇本的結構，既沒有事先預定的主題，甚至連人物的發展也是在寫的過程中逐漸完成的，有時，連人物爲什麼用這樣的臺詞，用這樣的動作，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也沒想到該怎樣去解釋。可是，寫《明朗的天》就不同了。寫作之前，他就有了一個十分明確的創作意圖，一位記者是這樣記述曹禺的創作情況的：寫作《明朗的天》的情況，可就不同了，寫作之前，曹禺同志從對生活的感受中，就明確了自己寫作的思想意圖，明確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必須在
的教育下進行思想改造。在這樣一個總的意圖下，對他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和情節都加以仔細地思考和推敲，嘗試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分析它們，以達到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讀者的目的。這樣一個寫作過程，曹禺同志謙虛地說，在他還是比較生疏的，因此在創作中，他曾碰到不少新的問題，也走過一些彎路，但由于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他終于在去年完成了這個劇本。
的確，他是付出了艱苦的努力跨出這一步的。作爲他建後的第一部劇作，在探索表現新的主題，新的人物，新的時代生活上，無疑是一次新的嘗試。但是，他對這種創作方法確實“比較生疏”，並不是他故作“謙虛”。題材是事先給定的，主題是事先確定的，然後根據這種既定的創作意圖去選擇人物，設計情節。從現在看來，大上是走著“主題先行”的路子。這種創作路子，的確使他感到格外吃力。曹禺回憶說：我寫《明朗的天》時覺得很難寫，我在協和搜集了不少素材，但是怎樣提煉這一大堆材料，很吃力。你要知道，當時我也是要思想改造的，我也是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喽。那麼，我寫別的知識分子怎麼改造好了，實在是捉摸不透徹。有人說淩士湘、尤曉
的思想轉變都沒有寫好，寫得不深刻。你想，連我自己都沒有驗過這樣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要想寫得很深刻，那怎麼能行呢！那時，協和醫院揭發出很多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有一個叫雷曼的，他是腦炎科的，這個美學者，曾經在６９個中人身上實驗他的抽風葯，我看了一個電影短片，記錄著兩個被注射過抽風葯的人，在
上劇烈抽風的慘狀。據目擊者說……
曹禺傳(田本相)第27章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