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複蘇，萬象更新，祖
又迎來了一個山花爛漫的春天。
此時，曹禺曆盡浩劫之後，已經是個６６歲的老人了。盡管他
弱多病，但是，那種枯木逢春的心情，又喚起他百倍的熱情和精力。曹禺說：“粉碎了‘四人幫’，我心情舒暢，精神煥發，覺得自己是一臺添了油的機器，又可以爲社會主義爲人民開轉了。”他曾向訪問他的記者表示，他“要趕快寫”，“要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我的筆要繼續爲革命沖刺，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①
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裏，他以極大的熱忱投入文藝界批判“四人幫”的鬥爭。
他懷著對周恩來同志的崇敬和熱愛，寫下了一系列的紀念文字。《
切的關懷，巨大的鞭策》（《人民戲劇》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我們心中的周總理》（收入《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獻給周總理八十周年》（《北京文藝》１９７８年第３期）、詩歌《難忘的一九七六》（《北京文藝》１９７７年第２期）等。
他積極參加各種會議，發言和撰文批判“四人幫”的文藝謬論。如《不容抹煞十七年》（《光明日報》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７日）、《“黑線專政”論抹煞不了毛主席、周總理的豐功偉績》（《人民戲劇》１９７７年第１２期）。《“從此劇開了新生面”——看京劇〈逼上梁山〉》（《人民日報》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一文，對江青領導的所謂京劇革命“開創了無産階級的新紀元”的妄說，作了有力地揭露。
他對一些話劇重演和新劇的演出，給予熱情的鼓吹和全力支持。他看過《龍須溝》、《最後一幕》之後，都寫了文章。特別是《丹心譜》和《于無聲
》這兩部新戲，他給于傾心支持。宗福先隨劇組來京，曹禺同趙尋一起同他座談，肯定劇本，滿懷期望。
繁忙的活動又開始了，應接不暇的種種接待，不得擺
的各種會議。他忙碌，但他高興。忙碌中他又准備著新的創作。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召開的全自然科學學科規劃會議期間，他拜訪了許多老科學家，同他們談心，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准備寫一部科學家同“四人幫”進行鬥爭的劇本。但是，這個劇本未能完成，只寫出一篇散文《攻關的人們》，在《人民日報》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刊登。
４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白塔高高聳立，在陽光的照射下更顯得雄偉光輝。林默涵在北海仿膳招待從大洋彼岸來訪的美籍華人趙浩生，應邀參加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吳作人、蕭淑芳、李可染、趙丹、張瑞芳等人。這是一次難得的聚會。趙浩生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報道，是這樣描寫曹禺的：在一旁看著這個“大團圓”場面的，是劇作家曹禺先生。我從接觸到話劇的時候起，就是個曹禺迷，我不但一再讀過、看過他的戲，也演過、導過他的戲。
他的作品是中近代史進程中一團團耀眼的火種，一座座光輝的紀念碑。從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後的《明朗的天》，他以單純的正義感和動人的藝術，一步步引導著千百萬人走向和共産
不約而同的道路。但過去十幾年，人們耳邊聽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紙只字了。
可是人們並沒有忘記他。當樣板戲獨霸舞臺，整個中金玉不振、瓦釜齊鳴的時候，人們更崇敬他的藝術，等待著有一天他會重新出現。
如今站在他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我激動得喉部哽咽，兩眼
潤。面對著這位最會表達奔放感情的劇作家，我的感情卻凝塞起來，只能笨拙地說：“看到您，我真高興！”
這位“失蹤”沈默了十幾年的劇作家，比我記憶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別顯著的，是他的面
有些蠟黃，右眼下出現一塊黑記，這顯然是多年來精神上見不到陽光的刻痕。
稍後，趙浩生還專門采訪了曹禺，寫了《從〈雷雨〉到〈王昭君〉》。許多外的朋友、作家、記者、戲劇家都來拜訪他，如韓素音、阿瑟·米勒等。在他身上出現一種前所未見的朝氣，談笑風生、自由舒暢。一位２０年來與他相識的朋友說：“我認識曹禺有２０幾年了，可是近年和他的幾次接觸，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著一
新的生氣。‘您比過去話多了。’就口說出自己這個新印象。他很有感觸地說：‘是的，過去講話慎重考慮，不能隨便，現在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的民主氣氛濃厚起來了。’接著他反問我一句：‘你不覺得嗎？’‘是的，是的。’我急忙回答。”的確，他的話多了。據說在一次文藝界召開的座談會上，他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多小時，真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盡管他爲此感到歉意，但他還是願意把心中的話傾訴出來。雖說還心有余悸，但不像過去那樣，擔心自己的話有什麼不對，而被人抓辮子了。這種民主的氣氛給他的晚年帶來不盡的歡悅。即使接待外賓，他也直抒心臆，縱情而談，同過去膽小怕事相比，他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一次，他陪美劇作家阿瑟·米勒觀看北京人藝演出的《蔡文姬》，阿瑟·米勒對于這出戲很感興趣，富于異域彩的舞臺設計和情調，以及演員的演技都使他贊賞不已。但是，他對曹禺說：“坦白講來，也許是因爲我對你們的曆史不熟悉，但我必須告訴各位，我覺得這個話劇相當煩悶。”曹禺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反問道：“這部戲爲什麼使你感到煩悶，能不能告訴我們？”他用英文說著。但是，這個坦率的反問，並沒給阿瑟·米勒帶來難堪，卻從曹禺的作風，得到一種安全感。他直率地回答說：“我覺得這個故事在頭一個小時之內講了四五遍，每一次由不同的一組人物重複，但每說一次，並沒有添什麼新的東西。”曹禺等了不到半秒鍾，然後跳出來大喊一聲：“好！”其余演員也隨之鼓掌。曹禺說：“我們在這兒搞了６個月，要想找出來爲什麼這個話劇如此沈悶，可是他一眼就看了出來，而且告訴了我們！”他緊接著提議：“爲什麼你不在這兒留一個星期替我們修改？”這次會見，使阿瑟·米勒感到十分愉快，一下子他們便成爲熟識的朋友。阿瑟·米勒後來說：“在我們分手時，我心裏在想，真奇怪，我們竟然這樣容易地就能互相了解對方。”他對曹禺印象很好，他說：“６０多歲了，黑頭發，矮小好鬥，一分鍾也坐不住，也忍不住開玩笑。”①曹禺確是越來越開朗樂觀了，越來越無拘無束地暢所慾言了。
眼看，即將迎來祖３０年大慶。他不能不寫劇本，他思慮著，究竟該寫什麼。但他發現萦繞于心懷的，還是周恩來囑咐他寫的《王昭君》。昔日的情景，又一幕……
曹禺傳(田本相)第31章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