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從複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
報到前有半個月假。三年沒探家，很想家，想母
。但我打算分配單位確定了，工作幾個月後再探家。我非常希望盡早知道我的工作單位將是何
，非常希望盡早對這個單位産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樣，我有些茫然。“大串聯”時期，我作爲“紅衛兵代表”，曾往返兩次到過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學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選出的。我的中學母校在“文革”初期頗爲“保守”，選“紅衛兵代表”的條件還不是以“造反
”爲原則，其實跟選“三好學生”的條件差不多。到京後，據說大學、中學包括小學的“紅衛兵”，已近百萬之多。我們先是在天壇公園內的臨時席棚裏凍了一夜，爾後住到了地質博物館。各地的“紅衛兵”見我們
前別著“代表”的紅綢條，大加嘲諷。說“革命串聯”，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是每一個“紅衛兵”，每一個革命學生的權力。你們有何資格以“代表”身份剝奪他人權力？我們無不大慚，紛紛將引以爲榮的“代表”標志扯下扔掉了。
被檢閱後，我孤身前往四川的樂山，去探望父。父的通訊地址是代號信箱，問許多人全不知，到郵局問，答曉得這地方，但屬軍工單位，保密，不能告訴我。無奈按信箱地址給父拍了一封電報。父的回電只有三個字“速返哈”。後來聽父說，當時他們那裏大亂，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遠“留”在那兒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趕上了一次“檢閱”。怎樣的形式，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住在東單外交部家屬宿舍，一位什麼參贊的家裏。我與武漢某“長征隊”的九名男學生同住。一間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間，薄薄的一層幹草，上面鋪著肮髒的被褥，有虱子。“長征隊員”們對住的條件很不滿意，就用大毛筆飽蘸墨汁往潔白的牆壁上寫各種標語口號。我離開那天，四堵牆壁仿佛挂了四張荷蘭
牛皮，黑一塊白一塊。其實，主人家的“外婆”對我們挺熱的。我雖然沒往牆上塗過一筆，卻替別人感到十分內疚……我伫立在站前廣場，想到今後將要在北京工作，成爲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動。
九月的陽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馬路散發的熱氣在地表蒸騰，車輛行人街邊樹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動。
車站的大鍾敲響了。我扭回頭望著它，心中喃喃自語：“北京，北京，今後請多關照啊！……”
哈爾濱—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彈指間。我仿佛由十八歲開始，做了一個長長的夢。一覺醒來，二十八歲了。可小時候，我連做夢都不曾想到過，二十八歲後我會成爲一個北京人。“大串聯”時期北京並沒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到都油漆成紅
，使人心裏騒亂不安，而且秋季的風沙還那麼大。到軍事博物館去參觀，西風卷著巨塵在馬路上奔囂。使人聯想到骠騎赳赳過長街，蹄下宏沙亂飛揚的“元大都”時期。
盡管北京並不使我覺得切，但我心中還是充滿了幸運感。是幸運感，而不是幸福感。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還有幾十萬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余萬北京知識青年。可我這個哈爾濱的小子，竟不知命運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搖身一變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運真是充滿了機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著某個時期的某種機遇在起重大作用。這乃是人和社會既矛盾又統一的關系。對每一個人來說，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機遇，因爲機遇畢竟不可能屬于那些毫無准備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運這麼好，無論我分配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則太對不起我家的祖墳。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廣場上，頭腦中所産生的最強烈的想法。我問許多人文化部在什麼地方，都說不知道。也難怪，我問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個人中至少有六七個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誰是北京人誰是外地人。我問一個年輕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問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還算問對了。文化部……我壓根兒就沒想到過有人會問我文化部在什麼地方。”
到底是大學生了，我的頭腦比三年前靈活多了。我到車站對面的郵電局去查電話簿子。查到號碼，撥通了電話，問我們共和
的最高文化機關在什麼地方。
接電話的，是傳達室的人，反問我是什麼人？要到文化部來幹什麼？口氣帶有很高的警惕。
我恭而敬之地說明我是報到的大學畢業生。
“沙灘。”對方回答了兩個字，就把電話放了。
我買了一張北京市內交通路線圖，不再問任何人，按圖換車。一個半小時後，終于站在了文化部大門外。
持槍站崗的士兵問我有何公幹？我從書包裏翻出學校發的介紹信給他看。
他看了一下，還給我，說：“這不是文化部，這是《紅旗》雜志社。”
《紅旗》！難怪有士兵持槍保衛。積“文革”之成見，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別稱。它是一個時期內代表“
中央”給文化藝術定罪的權威刊物。批《海瑞罷官》，批《燕山夜話》，批《上海的早晨》，批《紅日》，它都發表過大塊文章。一切文化藝術，一切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物，經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動”的，便是成了“封建主義”的，“修正主義”的。這是一個在“文革”中專門羅織罪名，以進行“焚書坑儒事業”爲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給中的文化藝術和文化藝術界人士定罪，還給外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萬言地批判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藝術
系，批判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在一篇歌頌中現代芭蕾舞的文章中，還批判過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麼來到了這麼個地方啊！雖然我不過是普通的十億中之一蟻，即使“文革”中犯了什麼文化罪，也沒有被《紅旗》“坑”一下的資格。但我對這個地方還是有些誠惶誠恐。
我掉頭便走。
走了兩步，忍不住轉身說：“可人家告訴我文化部就在這個院裏啊！”
站崗的士兵說：“不錯，就是在這個院裏，就在那大樓。這個門，是‘紅旗’的門，繞到前面那條街的正門，才是文化部的門。”
我請求道：“那你就讓我進去吧！”
士兵說：“不行！各走各的門。”
我說：“好，好，好。”
就又繞了十分鍾，繞到了正門。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猶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湧起一番情。
“姥姥”家大門口也有持槍的士兵站崗。
被允許進入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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