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京華聞見錄第5節上一小節]欣看看，一想有討好賣乖之嫌，便放置起來了。至今仍保存著。
四屆“作代會”期間，一位評論家，問我：“讀了張辛欣發在《人民文學》上的長篇散文《回老家》麼？”答未讀。
說：“一定要讀，寫得極好。”
後兩天離開會議，帶著那期《人民文學》到石家莊去。在招待所裏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學》上，刊有“推薦‘讀者最喜歡的作品’啓事”。便連夜寫了一篇很嚴肅很認真的推薦信，約千余字，寄給了《人民文學》。《回老家》竟未評上“讀者最喜歡的作品”，據說是僅有我那一份選票。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沒之時！難怪王蒙同志主張編輯出版“落選作品選”，以補“遺珠之憾”。
至今我仍認爲，辛欣有創作電影劇本的才華。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實前，曾托人達意她，願“保舉”她到北影來。讀了《回老家》，不免後悔。暗想：梁曉聲，梁曉聲，你才是個大傻瓜！沒誰會像你似的，拉來個強者“蓋”自己！張辛欣進了北影，你自己就幹脆“回老家”吧！心中産生了這想法，就好像一個人照鏡子照出了一張猙獰的鬼臉，靈魂不由出汗。承認別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還寫封“推薦信”什麼的，這類小小“高尚”，有利而無害，不過是“高尚”的自我表現。而要將別人拉到自己身旁，讓別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來，心中那鬼就會啃你的靈魂了！
人啊，人！爲什麼都免不了有那麼點嫉妒心理呢？回廠後我還是向領導“保舉”了她，領導也表示可考慮。她自己又猶豫，我只好作罷……張辛欣，聽著！你這輩子不寫一——三個好電影劇本，你才對不起你自己呢！寫吧，必要時我願像當年那樣，極負責任地爲你當一次編輯。我如今已是編劇，不是哪個編劇都他
的樂于給別人當編輯。而且有一條你是可以放心的，無論你寫出多麼好的劇本，我都不會在你的名字之後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這人從不沾別人的光。到時候你拿你的編劇費，我拿我的責編費。即使你寫出的劇本可能得“奧斯卡”獎，我也不動心。這點職業道德還是有的，更何況你也不是個“善茬子”。
寫到這裏，我不能不替電影編輯們辯白幾句。因爲我又想起了數年前你第一次與我見面時說過的話：“我知道，一無名人推薦，二無後門方便，像我這樣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癡心妄想……”
當時你我還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屬“文學青年”一類。我“迂”得可憐，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樣，都急切地要早日顯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種壓製。
其實呢，我作了幾年電影編輯，倒認爲靠名人推薦，或走個什麼“後門”，達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並不那麼容易。編輯之上有編輯組長，編輯組長之上有編輯部主任們。主任們也說了不算，還得經過編輯部定稿小組討論。討論之後也還無效，得經
委通過，有時甚至還驚動電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級的“階段”，則非中央的某某領導同志出面說一句話不可。
一部電影的拍攝，真是層層把關，難乎其難。如今“拍攝自主權”下放各廠，情況是略有好轉，但那“犯錯誤”的可能也便同時下放到了各廠。把關者們還是比刊物的負責人們更其顧慮重重。一篇稿子發排了又抽下來，也不過就損失個幾千元，至多上萬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攝又中途“下馬”，那損失則可能是十幾萬，幾十萬。如今講究“經濟效益”，損失中包括了全廠職工的獎金，是“怨聲載道”的。電影編輯們，除個別人熱衷于假什麼名人或首長之名，推平庸之作慾獲責編費而外，多數還是有藝術良心的。
我覺得我自己在這一點上就無懈可擊。謙虛過分實乃虛僞。
在我們北影的《電影創作》即將複刊時，一天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交給我一個劇本說：“別拖，早看完。看完寫一份書面意見給我。”
我接過劇本，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便看。
內中用大頭針別著幾份“批示”。
第一頁，是當時的一位領導同志寫給自己秘書的，只稱作者名字，可見關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劇本看過了，很電影化，主題思想很有意義。人物形象突出，情節曲折生動雲雲。要秘書告作者，已代轉電影局某負責同志。
第二頁，是這位電影局某負責同志的“意見”，當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見”。大概是爲了表示虔誠和態度認真，還提了幾條無傷大雅的“似可修改”之
。一個“似”字，道出許多謹慎。
第三頁，是我們北影廠當時廠長的批條——立轉編輯部主任一閱。
主任積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閱”了。我看罷這些“官批”，對同室的一位老編輯笑道：“這位作者，不是大幹部的兒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類。”老編輯揶揄道：“你的美差來了啊。”
我答：“看看再說吧。”
這個劇本是根據北影已故著名編劇海默同志的遺作《戰馬》改編的。
看過後，竟沒看出什麼“匠心”之。凝思良久，又去資料室翻出原作細讀。讀罷，大不以爲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寫的是新疆剿匪時期，一名解放軍排長的戰馬，在戰鬥中犧牲，戰馬是騎兵的“第二戰友”，思念之情深切。後來在戰鬥中擊斃一匪首，獲得一匹與自己的“戰友”一模一樣的雪白馬，遂結“生死之交”，屢立戰功。小說原作，確不失爲一篇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爲，從小說到電影，所謂改編應是“再創作”，要重新
現改編者自己的藝術理和藝術構思。“再創作”意味著藝術
的“再升華”，思想的“再開掘”，情節細節方面的“再組合”。不見這些，那改編便是平庸的改編，當一名編劇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說改編爲電影，該補充多少改編者自己的生活和藝術方面的積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這種藝術觀點，我認爲那劇本的改編是平庸的，這就與那些負責人的意見大相徑庭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
自改編過自己這篇小說，北影還曾打印，“文革”中“一掃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爲難起來，不知該怎樣寫“書面意見”，索拿著它找主任當面說。
主任又問：“改編的如何？”
我說：“將小說‘斷行’，不等于就算改編。”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沈吟起來。
我又說：“題材也有些陳舊。剛剛粉碎‘四人幫’，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側面反映‘十年動亂’的電影。再者，便拍，也應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編的劇本，亦算對我廠著名編劇的一種追憶和紀念。”
看得出，主任也頗感爲難，默默吸了一會煙，終于說：“這樣吧，再給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將恢複，修改後發一下，也算了結了此事。”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藝術判斷
平的老同志，看後對我說：“即使發表，也需讓作者再認真修改幾遍。”
我就打電話與作者聯系，約他到廠裏來聽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見。
他嫌路遠，希望到他家談。
我想到副主任家離他家較近，爲了老頭少走許多路，應諾了。那時我們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從北影廠到火車站，路是夠遠的。倒了三次車到了火車站，還要倒一次車，下了車還要走十分鍾。那一帶我到北京後沒去過，街道不熟，約定的時間又早——八點半。六點半便離廠，吃不上早飯，北京站附近買了一個面包，邊走邊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當然要請副主任先談意見。
老頭看得很認真，用鉛筆在稿紙格邊做了許多記號，寫了不少句“評語”，一邊翻閱，一邊談。
老頭談一條，作者“解釋”一條。或曰：“這裏你沒看明白。”或曰：“這裏不能照你的建議改。”或曰：“我自己認爲這裏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斷他說：“我們尊重改編者本人的藝術見地，我們的意見也僅供你參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過分。你修改後再寄我們看吧！”說罷起身，也不告辭，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評我：“幹嘛那麼沒耐心呢？”我說：“他幹嘛那麼不虛心呢？”
副主任說：“他認爲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這一點你還沒看出來？”
我說：“看出來了，因此我這一般編輯不願給他這非一般作者當責編，另請高明罷！”
副主任笑道：“我們研究後，還非你當這責編不可呢！沒吃早飯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們找個地方，我請你吃一頓。”數日後，劇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頭勾出的幾個錯別字，毫無變動。再一項作者的“勞動”，便是用橡皮將老頭在格邊作的記號或評語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腦細胞了！擱置抽屜，看他怎樣？僅僅隔了一天，就打來電話，質問：“你們到底作出決定沒有？”
我反問：“什麼決定？”
作者說：“有關領導同志都很認真對待這個劇本，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廠長也無反對態度，你們爲什麼
蛋裏挑骨頭呢？”
我說：“那你就讓他們直接下道生産令拍攝嘛！還給我這個責編打電話幹什麼？”說罷挂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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