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鍾後，第二次打來電話，說：“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見，那一天你未開口，我想當面聽你談談。”
我說：“我的意見，和我們副主任那天談的意見是一致的。”
他沈默了一會兒，說：“我還是想同你談談。”我說：“我不到你家去談了，路遠，要談你就到北影來談吧！”
他又沈默了一會兒，說：“我明天就去。”
我說：“請上午來。”因下午廠內放“觀摩影片”，屬于藝術學習，我不願錯過機會。
他說：“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說：“那你就改天來。下星期內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請便。”
他說：“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沒有時間。”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電話，罵一句：“你他
的！”
真夠矯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電影。原以爲只放一部影片，卻放了兩部。
五天後，政治部主任拿著厚厚一封挂號信，找到我的辦公室，說：“小梁，有人寫信告你。”
我吃一驚，暗想我沒作什麼違法犯科的事呀？也沒搞過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系，誰告我什麼呢？因問：“張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說：“沒錯，告的就是你梁曉聲，你看看這封信。”
我接過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編者寫來的，曆數我的罪狀。不算洋洋萬言的一封信，起碼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發沖冠”了，就要將那封信撕個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奪過信去，說：“別發火，講講，怎麼回事？”
我強按怒火，將事情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述說一遍。正述說時，當時的一位廠
委負責人也找到了編輯部，由主任陪著，將編輯們召集一起，詢問近期
理稿件中，誰可有什麼渎職行爲？
衆編輯回答：絕無。
這位廠委負責人說：肯定有。
原來，他剛參加過一個會。一位負責同志在會上點了北影，說：“你們北影要熱情對待業余作者嘛，不要將業余作者拒之門外嘛，不要像‘四人幫’時期一樣，搞得像個獨立王
，針
不入，
潑不進嘛！”
衆編輯聽了，面面相觑，不知這話從何說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爲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寫道：“我一無靠山，二無‘後門’（噫！與辛欣語同出一轍），全憑一片關心中電影事業的熱忱，寫了這個電影劇本，竟受到種種刁難，被拒于北影大門之外。你們對一位業余作者是什麼態度？！你們這種冷漠無情的態度，又如何能使中的電影事業得以繁榮？！……”他的話同那位負責同志的話何其相似乃爾？
“拒之門外”——確屬事實。
他下午來時，門衛沒放他進廠。告訴他下午編導部門正進行藝術觀摩研討，請他改日再來。
故他信中還寫到：“我在淒風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門外近一小時才離去。回家後感冒了，發燒三十九度。我的父
和母，不得不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實，不得而知。
我對大家說：“負責同志對北影的批評，並非‘莫須有’，肯定是因我而發的。”
政治部主任也說：“肯定是。”
于是當即，我、政治部主任、編輯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廠委領導，一齊走到二樓小會議室，研究如何妥善對待來自上面的尖銳批評。
廠長同志很重視這件事，也參加研究。
那位廠委領導說：“我看就讓小梁寫份檢討，由廠委轉給上級。”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檢討！我沒什麼可檢討的，要檢討你們自己檢討！”
編輯部主任說：“讓小梁檢討，莫如讓我檢討。”副主任問：“檢討什麼？我作爲編輯部副主任，自到一個並不成熟的劇本的改編者家中，認認真真地談過意見，還要我們怎麼樣？”
政治部主任說：“我認爲有的同志因爲這件事而對北影作的批評，是言過其實的。”
廠長最後說：“不必檢討，誰也不必檢討。要是這也值得檢討的話，莫如我檢討了！因爲我是廠長嘛！”轉臉看著我，又說，“小梁，我要求你給領導同志寫封信解釋一下，你不覺得過分吧？解釋，而不是檢討。”
我說：“這可以。”
回到辦公室，鋪開信紙，就慾寫。忽而想到，並沒指名道姓地批評我，我對他解釋得著嗎？決定不給那位負責人寫信，而給他的兒子寫信。
握著筆，我想到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農村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某日來到編輯部，由我接待。他隨身帶來三個電影劇本，請求我在兩天內看完，並當面向他談意見。我問他爲何給我的時間這樣短？他說他是自費來京的，專程送稿。不得花錢住宿，在火車站過夜。問何以不寄來？說·希·望·當·面聽到意見。問年終“分紅”多少？說一百余元。問豈不是路費就用去了一半麼？說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時我已分到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第二天，就集中時間和精力將三個劇本全部看完。那三個劇本實在不值得談什麼意見，但唯恐刺傷那農村青年的自尊心，與之委婉地談了一個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糾纏在傳達室，要求與編輯當面談構思。傳達室爲難，組長也爲難。傳達室說，編輯部若無人出面，便只好找保衛科了。我便自告奮勇，前去進行安撫。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頗善安撫精神病人。
走入傳達室，但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男子，像待審的犯人似的，雙
緊緊並攏，雙手放在膝蓋上，坐得那麼規矩。規矩得可憐。他留中分頭，一張瘦臉刮得幹淨。穿件新藍幹部服，連領鈎也扣著。雖舊卻熨出褲線的灰褲子。一雙黃
塑料涼鞋，赤腳。表情安靜。
瞧他那樣，並不像精神病人。
可傳達室內除了他再無別人。
我問傳達師傅：“精神病在哪兒？”
傳達師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轉身詫異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緩緩站起，文質彬彬地說：“我不是精神病，我是來送劇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說：“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誤會了。我是編輯室的編輯，你帶來的劇本可以交給我啊。”
他打量著我說：“我看你不是編輯。”
我問：“那你看我像幹什麼的？”
他一字一句地說：“我看你像保衛
的。”
我說：“你錯了。”掏出工作證遞給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還給我，從一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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